进退之间——我国民事诉讼当事人确定原则的反思/毛德龙(4)
学者发现的所谓的“诉讼代位”现象用传统的理论已经无法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所谓“诉讼代位”现象是指与案件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特定情况下，可以以当事人的资格起诉和应诉。[11]或者说本来不具有法定的实体权利，但是由于法律的某种规定或安排而取得了以自己名义起诉的条件，并且其以自己名义起诉被认为是最合理的。最为显著的例子是在涉及未成年人侵权的民事诉讼中，尽管该未成年人无一例外的是合格的当事人，但实际上最终责任的承担者却是未成年人的父母而不是未成年人本人。再如被宣告失踪人的财产代管人在涉及被宣告失踪人的案件中可以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和应诉，但最终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也不是代管人本人，而是失踪人。如果这两个例子还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话，作为国有资产的管理人——国有企业在诉讼法上享有当事人的地位在我国则是一种极其平常和普通的事，以至于从未有人去怀疑这种安排的合理性。同时，死者的近亲属为维护死者的名誉或荣誉，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目前也屡见不鲜，尽管有人认为死者的近亲属提起诉讼并非仅仅是为维护死者的权益，其潜在的意图是维护自身的利益。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诉讼担当已经与传统的当事人确定原则有着或多或少的区别。还有一类诉讼代位现象，也同样引人入胜，即我们新合同法上规定的代位权制度，债权人在债务人怠于行使到期债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情况下，可以代债务人之位向第三人提起诉讼，从而在诉讼法上取得实施权。这种实体法上的发明对传统当事人确定的理论基础——实体法上的利益关系，无疑也是一个打击。[12]
程序独立价值的发现对我国的诉讼当事人担当理论也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我国历来是一个重实体轻程序的国家，程序的价值或作用只被局限于是实现实体权益的一种手段，当事人的担当在一定程度上也受此影响，被认为是实体权益的享有者在诉讼中的体现。随着实体法与诉讼法的关系被进一步从更深层次揭示以及程序独立价值的被发现，[13]学界也逐步认识到程序法中的当事人与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的承担者不尽相同，诉讼法上的当事人应当有其独立的内涵。例如，在我国影响最大的一本诉讼法教科书中就认为，“新概念（新的当事人理论）与传统的当事人概念最根本的区别，是承认民事诉讼的当事人可以不是直接的利害关系人，而只是纯粹的诉讼当事人。”“一种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他们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二是为保护他人的民事权益而进行诉讼的人，这主要是指对争议民事权益享有管理和支配权的人，如遗嘱执行人，清算组织等。”[14]可见，受程序独立价值发现的影响，我国的当事人担当或当事人确定的理论也在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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