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人生态度/姚建宗(2)
一、法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法治的存续自然关乎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因此，法治也就鲜明地体现了现实的人的人生态度。
作为一个客观的社会事实，我们得承认，就常态情形而言，人类社会的特殊性并不是单个的个体的人的孤立的存在与活动，而是一个个单个的个体的人的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这种相互关联的存在与彼此发生影响的活动，在客观上使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变成恒常而普遍的关系，这种由观念、行动与行动结果构成的关系的复杂网络与结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社会或者人类社会。显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网络与结构即人类社会的产生、存在和发展，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意义沟通、离不开由这种理解和沟通所形成的共识，当这种就人自身的行为及其目的所形成的共识为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共同维持并自觉遵循时，这共识也就成为人们在思想观念与行为及对行为进行评价方面的习惯，习惯的演化发展为规则，尔后再产生出法律。也正是这些基本的人的生活共识、习惯、规则和法律，既使人们的生活有序化并形成人们可欲的社会秩序状态，又使这种社会秩序状态或者说人类社会得以持存与发展。
所以，加塞特（J·Ortegay
Gasset）认为"秩序并非一种从外部强加给社会的压力，而是一种从内部建立起来的平衡"。(1)哈耶克也认为"人的社会生活，甚或社会动物的群体生活，之所以可能，乃是因为个体依照某些规则行事。随着智识的增长，这些规则从无意识的习惯(unconscious
habits)渐渐发展成为清楚明确的陈述，同时又渐渐发展成更为抽象的且更具一般性的陈述"，也就是发展成法律(2)。历史法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萨维尼在《当代罗马法体系》中亦曾强调："人生存于外在世界之中；对人来说，这个生存环境中最重要的因素便是与那些和他在天性及归宿方面相同的人之间的接触和交往。如果要让自由的人能在这种接触和交往中共存并互相促进，而不是互相阻碍对方的发展，那么只有通过接受一个看不见的界限方能实现。在这个限度中，每一个体的存在和作用都能获得一个安全的、自由的空间。决定这个界限和由这个界限所确定的空间的规则就是法律。"(3)也正是在同一意义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才反复告诫我们："只有毫无历史知识的人才不知道：君主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得不服从经济条件，并且从来不能向经济条件发号施令。无论是政治的立法或市民的立法，都只是表明和记载经济关系的要求而已。"(4)所以，"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5)显然，这些不同的思想家的各不相同的语言表述，实际上阐释的乃是同一的思想观念与理论主张，即法律是也应当是源于并生存和发展于人的真实的生活之中的。因此，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我们做如下推论应当是正确且合理的推论，即：从人的现实生活之需求中提炼出来的规则，当其转化为法律时，这法律毫无疑问是良法（符合道德正当性与事实合理性），以良法为至上权威对社会实行良法统治，就是法治。所以，从事物的本来逻辑来看，法治始终且必须立足并奠基于人的现实生活世界，而且也只有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之中，从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及其现实需求与法治的原则、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密切联系之中，法治的理想和原则才能真正向人的生活真实回归，才能充分实现于人的生活实践之中。在谈到英国实行法治的情况时，哈耶克就说过："从公众舆论接受一理想到该理想为政策所完全体现，其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或者说需要很长的时间。法治这个理想的实施便是一例……无论如何，法治理想得以巩固的主要时期，乃是18世纪上半叶，当时法治的理想正渐渐地渗透进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6)正因为法治与人的生活实践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因此我们认为，法治的存在和践行的确真切地关乎着现实的人的当前生活与未来命运。法治本身由于必然地反映了人的真实的生活需求与愿望，也就理所当然地鲜明地体现了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由于法治在事实上和逻辑上都是现实的人的一种现实的生存形式与生活方式，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法治所反映出来的人自身的人生态度，看作是法治的人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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