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信息公开在我国建立的可行性/季乐(4)
另外就是制度的不健全。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制度上的缺陷导致外部机制的软弱，仅靠道德的约束是远远不能达到法治的目的的。“一个法律程序是正当的，至少意味该程序能够满足程序正义的基本要求。因为这是使某个法律程序具备规定性和正当性的必要条件”⑥因此必须从制度上入手，只有依靠国家的强制力和制度的惯性，才能使局面得到根本性的扭转。
此外，公开内容本身还很狭窄。现行制度关于行政公开内容的规定非常不完善，最大的缺点表现在对于除外事项的解释过于宽泛。如对于行政公开的一般的界定是“除国家规定保密以外的其他事物”，这样的界定实际上是非常不明确的。如对行政公开的定义是行政主体在行使行政职权是，除涉及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外，必须向行政相对人及社会公开与行政职权有关的事项。但具体到何为国家机密、个人隐私和商业秘密，其确定标准还不明确，国家在此可以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
四、对我国确立行政公开原则及制度的立法思考
其实，我国宪法第27条、第41条都提出了要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同时对公民的申诉、控告或检举都要负责处理。这里的规定其实都暗含了对行政公开这一制度的确认。
那么对于然后在我国的法律制度中体现行政公开这一原则呢，有的学者认为，在即将酝酿当中的《行政程序法》里，把行政公开制度作为一个基本原则，体现它的重要地位。但笔者的看法，这中做法还不够达到公开行政的目的。很显然，《行政程序法》仅仅是在行政行为的一些普遍环节作出了指导性规定，对具体规范行政行为如何公开，可能规定很粗略，而且也不可能予以详尽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再制定一部单行法，专门来落实行政公开制度。在这方面，西方国家早就有成功经验放在我们面前，如美国1966年的《情报自由法》、1976年通过的《阳光下的政府法》、1972年的《联邦咨询委员会法》以及1974年的《隐私权法》中也有关于行政公开的内容。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我国也有制定单行《行政公开》的必要。按照公共选择理论，行政公开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利益相冲突的，尤其是对那些官僚主义严重、具有私心杂念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所以要保证公民知情权，知政权的落实，就必须对政府部门公开行政信息的要求上升到具有强制效力的法律高度。
制定我国的《行政公开法》，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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