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场景与法治的向度/姚建宗(8)
第二，法治所体现和要求的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这种神圣信仰是人对制度的信仰，因而与迷信不同，而是基于理性，表现为一种知识。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给信仰下的定义就是："信仰是知识的一个形态。"构成信仰的这种知识包括四个方面，即信仰知识的基础部分"大都是无意间不自知觉地得来的。每每是无形间受熏陶感化暗示而来。"其次，"信仰的养成，主要的是基于具体的生活、行为、经验和阅历，而很少由于抽象的理智的推论。所以每见那能在生活中得教训，行为中得智识，人事方面的经验丰富、阅历多的人，常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以作他的事业的基础。"再次，"构成信仰的知识还有一个比较高深的来源，就是天才的直观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识度。"最后，"信仰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和想象的成分。"⒆以上四点，在我看来，无非是人基于社会之历史积累、当前的人的活动与体验和对未来生活的要求与憧憬，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人和社会共享的有关历史、现实和理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产生、存在与更新和发展，毫无疑问，是立基于并且始终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相依存的，也是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当中展开的。
第三，从社会人的形成的角度来看，信仰构成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格的一部分。正如著名思想家埃利希·弗洛姆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attitude)，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性，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很难想象，信仰首先不是相信某些东西，但如果把信仰看作一种内心的态度，那么信仰的特定对象就是第二位重要的事了。"⒇所以，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法的神圣性的、制度性信仰，实际上体现的乃是人对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比较稳定的心态，因而也就构成法治人格的一部分。我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就曾说过："任何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文明，须知任何物质文明都有其在心理方面的概念型作为底本。这种概念型是一个系统，亦可说是一套，每一个人在其心中都有大致相同的一套概念。人之同化于社会就是由于把这样的一套概念深深印在其个人的心上，变成了其性格上的一部分，即中国人所谓'习与形成'是也。"他认为，"凡具有规定性的都不外乎表示'秩序'。"而"社会的存在是靠着一种混合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有宗教性的，因为非如此不会有神秘性令人觉着神圣不可侵犯；又是有理性的，因为必须如此使人方觉得对，觉得说得通，觉得十分妥当；……因为非如此不能在人心上产生其信仰（即对于这个秩序的信心）及由信心而生的安适之感"。(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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