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权与打击犯罪的价值平衡/彭箭(4)
在沉默权制度下所获取的供述，因充分尊重了供述人的意思自愿，保障了程序的正义，其供述应具有更强的证据效力。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中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主要是获取其他证据的一个便捷途径，法律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其证据效力受到很大的限制，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没有采用沉默权制度，没有充分保障程序的正义性。程序的正义可以实现实体正义，也使得实体结果具有合理性及当事人的可接受性。如诉辩交易中的被告人的认罪，即使在证据不很充分的情况下也可定罪处罚，这就把被告人供述的证据效力提高到很高的程度。在承认沉默权的基础上，鼓励嫌疑人、被告人坦白供述，肯定其供述的强证据效力，在很大程度上有利于打击犯罪。
当然，对某些特殊的犯罪，可以以列举的方式排除沉默权的适用，必须给侦查机关必要的权力和手段，使之能够有效地追究犯罪。即使在英国这样一个历来强调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国家，对沉默权制度也进行重大的调整，限制在五种情况下，基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警察对其讯问时保持沉默，法官或陪审团即可据此得出适当的对其不利的推论。美国司法界对待沉默权的态度也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对这种沉默权适用的限制，加强了犯罪的打击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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