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民事诉讼中的自认/王志杰(7)
（一）经对方当事人同意，一方当事人在法庭辩论终结前撤回自认。
这主要是考虑对方当事人的意志，因为自认具有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的效力，免除对方当事人举证责任，必会使对方当事人获得诉讼中的利益，如若对方放弃这种利益，是对其诉讼权利的处分，应当允许。另外，相对方同意自认人撤回自认，还可能是相对方认为自认人自认的事实确属不真实，为了还事实的本来面目，对自认的事实作否认的表示，可视为相对方对“自认的事实是不真实”的再承认。 但考虑不至于因此而拖延诉讼，故将自认撤回的期限限制在辩论终结前作出。
（二）有充分证据证明，自认是在受胁迫或者重大误解的情况下作出且与事实不符的。
民事诉讼追求的是客观真实，保障诉讼公正，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诉讼上自认通常符合案件的真实情况，若当事人的自认是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违反了自认人的意思而作出的非真实自认，当事人能够证明其承认行为是在受胁迫或重大误解情况下作出，并且能够证明其自认的事实不真实，与案情不符的，应当允许当事人撤回对于不真实事实的自认。但是自认人必须就上述撤回自认的原因和理由举证证明。
对我国自认证据立法的修改与完善
在我国，有关自认证据的研究还是一个薄弱环节。自认证据制度在我国三大诉讼法中尚属空白，立法明显滞后于司法实践。为此，笔者建议：
1、完善三大诉讼法中的证据立法，在刑事诉讼法第42条、行政诉讼法第31条、民事诉讼法第63条所列举的证据种类中，增加“公诉人、自诉人的自认”和“当事人及其他厉害关系人的自认”证据种类，并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修改为“自认”。
2、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5条第1项为:“一方当事人对另一方当事人陈述的案件事实或提出的诉讼请求，明确表示自认或认诺的”，纠正“承认”的不当提法。由于受苏联的民事诉讼理论及立法的影响，我国民事诉讼法未对二者加以区分，而是统一称之为“承认”。为避免概念上的混淆，便于实践中掌握和运用，将二者加以区分，赋予其不同的称谓是很有必要的。对此，可借鉴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例，将对事实的承认称为“自认”，而将对诉讼请求的承认称为“认诺”或“承诺”。
3、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拟制自认与附加限制的自认。
对于拟制自认问题，我国有学者主张，虽然其可以加快审理速度，但受双方当事人诉讼水平的影响，很容易违背案件的客观事实，因而我国民事诉讼法不能适用拟制自认。其实，这种担心大可不必，首先，拟制自认只适用于事实问题，而对于事实的提出和判断，并不要求当事人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和法律知识。当事人只需将案件事实陈述出来即可，并不需要对其事实作法律上的判断。其次，当事人由于与案件的处理结果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所以通常总会竭尽全力地提出有利于己的事实，并对他方提出的不利于己的事实加以反驳。如果对他方主张的事实不为争执，即足以证明对该事实的默认。最后，为保证对客观真实的最大发现，可规定相应的追复程序，即对于拟制自认，允许当事人在事实审之言词辩论终结前随时提出有争议的陈述，如果该当事人不为追复，则自认发生明示自认的效果；如果进行追复，则拟制自认不发生效力。这种追复程序足以为当事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基于上述理由，我国民事诉讼法应该对拟制自认加以规定，这样可以提高诉讼效率，并弱化法院的超职权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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