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动车：“非道路”肇事应同路上肇事一样统一定罪和量刑/夏伟林(2)
杜某之所以被判处四年刑，主要是因为过失致人死亡的最低法定刑是三年。况且杜某系一外地来呼替人打工的农民，根本不具备赔偿的能力，因而杜也就不可能具备从轻处罚的条件。这样法院的判决也就无可非议，并且是有法可依的。
但，杜某如果不是在乡村道路上，而是在城区等道路上发生同样事故，其罪名只能是定交通肇事罪。而以此罪量刑，同样原因和情节，杜某最重也只能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可现在就因为杜某事出在村里的道路上，又因为赔偿不起当事人的经济损失，其结果就是起码要比定交通肇事罪的人多服一年刑。
那么同样是驾驶机动车，同样是违反道路交通规则——无照驾驶。仅仅因为肇事的地点不同，罪名不但改变了，而且量刑也重了。这能说是公正吗？
笔者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一种行为、两种定性、多种量刑的原因，主要在于高法司法解释的瑕疵。
首先，该《解释》首先就同我国刑法的基本原则相悖。我国刑法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就是罪行相适应原则。《刑法》第五条明文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
显然，杜某在乡村道路上因过失原因撞死一人的行为，其罪过不应该大于在城区道路因同样原因撞死一人的罪过。起码其量刑不应当超过交通肇事罪的最高法定刑——三年。
其次，该《解释》将在“非道路”上发生的机动车肇事排斥在交通肇事罪之外，不符合我国刑法理论上的犯罪构成说及我国刑法对犯罪的分类。
依照我国刑法分类，交通肇事罪属于危害公共安全罪范畴之内，其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共安全。直接客体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和安全；而过失致人死亡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直接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
而从大量的司法实践看，机动车肇事不管是在城区还是在其他“非道路”上，绝大多数是由于驾驶员违反道路交通法规造成的。如本文中，杜某就是无照驾驶。而无照驾驶违反的不正是交通运输的正常秩序吗？
第三，在我国，除军队、武装警察和拖拉机驾驶员由相关部门管外，其余的都是由公安交管部门统一管理。难道一名驾驶员驾驶一辆机动车行驶在公路上就由交警管，到了乡镇，交警就管不了吗？再说吊扣驾照也是交警的职权。
第四，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差距的缩小，尤其是在很多地区，已经是村村通公路了。还有就是我国高速公路的建设正在飞速发展建设。但在建路时，不少地方的车辆需要借道或绕道行驶，其中难免要占用乡村道路。还有是当一些公路被自然灾害破坏时，如洪水、泥石流等，在抢修道路时，机动车辆脱离公路干道的情况更是常见。机动车驾驶员在“非道路”上发生事故的可能性也相应增多。这种“一种行为，两种定性”就更显露出其矛盾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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