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唐法律儒家化/陈锦良(13)
在唐律中关于财产的法律制度仍将农民以“均田制”的方式固定于土地上，这其实仍是《孟子·梁惠王上》中“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载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因而唐律对各阶层人们可以占有的家业田有具体规定，如亲王100顷，正一品60顷郡王，从一品50顷，国公、在二品40顷，以下递减从五品5顷；勋官30顷，平民则每人不得超过100亩。而土地买卖则要由家长同意，而农民的“口分田”则不得买卖，否则处以由笞一至杖一百不等的刑罚。而唐初统治者也依据“轻田野之税，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国富矣。”唐统治者多次提及“无夺农时”和减免赋税。以体现“仁政”另外唐律在市场管理，度量衡、商贸管理方面立法也相当规范，多以儒家八目之“正心”“诚意”为宗旨，规定公平评议市价，否则“坐赃论”。而哄抬物价如“利自入者”则杖八十。
可见在立法完善的唐律中无不渗透出儒家思想之风范。
（3）在司法方面
唐律在司法方面相当完善，有专门的《斗讼律》规定具体的司法制度。同时也为了维护其伦理纲常之稳固，规定除“三谋”之罪外奴婢，部曲不可告发主人，卑幼，不可告发尊长，否则处以绞刑，而且，部曲、奴婢和有容隐义务的人没有证人的义务。另外，唐律更模仿《周礼》这一儒家经典规定了向皇帝直诉的具体模式，如“肺石”“挝登闻鼓”和“邀车驾”等，而在一般的层面上，唐代则没有案件级别管辖的规定，一切案件均由基层司法机关受理，否则就是不遵守礼制，要处以刑罚“笞四十”，除非基层司法部门不予受理或办理得有“冤抑”才能向上级机关申诉。
而就整体而言，唐代本着“一准乎礼，得古今之平”之说和儒家的仁政思想，在刑罚方面在历代最为轻缓，就连刑讯也规定了具体制度，如数量、次数、总的刑讯数量及每次刑讯之间的时间间隔等，而达到刑讯规定最高仍不认罪的，就可取保释放，对于一定年龄规定的人如“八议”、“请”、“减”的和70岁以上，15岁以下的则不可开讯，而具体到刑罚的行刑方式、数量和程序及整体量刑幅度，唐律在各封建王朝法律中最为轻缓，无不渗透着“仁”这一儒家“五常”之首的思想风范，以谋反这一重罪为例对比就可见一斑：
犯罪人刑罚 缘坐范围和 缘坐者的处罚
奏 具五刑 三族 夷三族（全部杀死）
汉 腰斩 全家老少 弃市
唐 处斩 本家族 犯罪人其父和16岁以上之子处以绞刑，其他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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