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循先例：中国审判机制改革的应然选择/王幽深(8)
其次，“先例判决”能够提高审判效率，更可以节约司法成本，将审判人员从简单的工匠工作中解脱出来，并使审判透明度和法院权威得到增强。尽管有人对此提出怀疑，但事实终归是事实，对成文法国家的法官而言，严格遵照法律审判当然是应该和必须的，但遵循先例就是不严格依照法律吗？当然不是。因为，过去作出的、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甚至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同样也是审判人员严格依照成文法律作出来的，并不是审判人员独撰的。单个的执行成文法审判案件是可以的，“批量”的执行成文法，却反而就不是严格依法了呢？！而且，我们选择适当的遵循先例制度，并不强求只能遵循“先例判决”。更不是要刻意借此全面否定已有的成文法。而是认为我们的成文法律制度可以以一定的先例作补充。事实上，在支持搞先例判决的学者当中，也并不是都认为，我们只能就此就在中国建立“判例”法律制度，放弃已有的成文法律，而是强调我们所追求的“先例判决制度”，是在成文法必须被遵守的前提下的“判例法”制度，赞成先例判决制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只能用“先例”来创造法律，而是要用先例判决制度这种方法来完善我们的司法体制，提高我们的司法效率。所以，那种认为遵循先例的目的是在于躲避成文法的看法，将彻底否定中国现行司法制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也是片面的。
再此，判例制度的确立，能够使我们改变司法活动是应该追求理性的，这样一种错误的认识。
长期以来我们总有这样的错觉：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和客观规律的反映。司法审判目的就是将这种理性，在社会实践中得以实现。但实践证明我们根本实现不了这个目标，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认识论方面的原因也有实际操作上的种种困难，但在我看来，实际操作方面的原因或许是最根本的原因。我们在前面对此进行过分析，我们的文化传统中，既没有英美法系国家重经验和实证的体验，也缺乏大陆法系重理性和思辩的基础。在具体到法律传统上，中国的传统社会中，也不曾具有实行法治的尝试，没有自己赖以形成特色的因素。我们一直是在不断的摸索中延续着人类的文明。先例判决制度恰恰是这种不断摸索的继续。
多年来，我们对判例法制度始终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误解，我们总认为，判例法制度是基于对法官的充分授权而运作的。现在反思种非理性的判断使我们发现，这种基于先入为主思路对判例法制度的认识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判例法制度并没有给予法官太多的自由裁量权。
在真正实行判例法制度的国家中，法官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其实远比成文法国家的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要小。一旦判例制度建立起来，法官不可随意地行使自由裁量权，而必须受已有示范裁判的拘束，审判案件的法官必须遵循先例，在不具备充分理由的情况下，不可以自行裁决。也就是说，法官如果没有充足的事实和理由，对判例的创新是极其困难，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改变判例的程序也是相当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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