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仲裁制度的思考/齐汇
关于仲裁制度的思考
齐 汇清华大学法学院
任何一种具体的制度，包括我们所熟知的法律制度，在其发展、变迁和转换的过程中间都充满了来自于社会观念、意识形态、经济利益以及价值导向等一系列因素的干预和影响。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的观点来说，那些适应了这种社会转型所导致的逻辑变迁的制度和观念，经过人们的利益选择之后，自然的保留、生存下来，乃至在日后的生活实践中被人们屡试不爽，在自由选择中占据了市场，从而逐步地发展壮大。仲裁制度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其独特的性质决定了其生存和发展在现代商业社会的强劲趋势，几乎（而非完全）是一种市场化运作所形成的结果。在仲裁制度中，我们感受到的是充分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处理纠纷的公正性与效率性，其一方面比人民调解制度具有更高的专业性，另一方面较之法院的诉讼程序又具有成本低、速度快的特点，因此倍受现代社会尤其是商业领域纠纷解决机制的青睐，已经成为现代社会非诉纠纷解决的重要途径和制度出路。
就在不远的十几年前，经济体制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具有历史性的重大变革。中国正从单一所有权关系、高度行政化的社会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多元所有权关系、分权自治的社会类型。在所有制的结构形式上，虽然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占有大头，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已经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也必然导致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和社会价值观念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在市场逐步放开之后，原来被社会固有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禁锢了的“社会分子”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市场浪潮鼓动下，开始活跃起来。他们起初在某个社会特定的大环境下不断的运动，在运动和相互碰撞之间，激活了社会中的某些积极因素，随后导致的是整个社会的迅猛发展。在这种“社会分子”（社会中独立个体追求经济利益的某种愿望和动力）不断的无规则运动的状态下，必然导致其相互之间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索引发的后果就是社会矛盾（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商业纠纷）的迅速激增，而往往又由于“经济先行”或“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观念导致我们的社会对于如何解决这些纠纷找不到合理的方式和途径，而社会的本体在需求上又要求我们（不光只有法律人）对于这种现象予以制度和方法上的回应，于是在供给与需求上出现了某种经济学家与法学家应当预想到而往往又被忽视或根本就没有预想到的结果，带来某种“学术无用”尴尬局面。
然而，用一种不太“后现代”的语境来分析和阐释这一社会问题，我们可以说：社会的发展和需求往往不因为人的因素而受到改变。在以经济交往为主要生活方式和符号系统的商业社会中，当再也不存在一个高于利益主体的人或组织像上帝那样为一切人们安排本属于他们自己的幸福时，就只有依靠彼此之间的协作，利用他人对于利益的追求来实现自己对于利益的追求。而这――却不仅仅是这――形成了我们今天已由应然转为自然的纠纷解决的“契约”观念。在这种“文明人的方式”的影响下，纠纷的解决由古代的沙场争战、刀光剑影、血洒疆场转变成为今天的调解、仲裁与诉讼。虽然我们认为通过暴力的纠纷解决在时效、方式和效果上往往具有低成本的优点，但是这种私力救济由于其极易引起刑事犯罪和激化社会矛盾，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的激增，故长期以来都受到民族国家的排斥和压制，也只有在某些极特殊的法定情形下（如正当防卫的场合），法律对于这种“以暴制暴”的行为才予以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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