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仲裁制度的思考/齐汇(2)
而在调解、仲裁与诉讼这三种纠纷解决的文明机制中，仲裁制度在市民社会和商业领域中往往较之另二者具有其独特的优势，当然也存在不足。与调解制度相比，仲裁往往具有较高的专业性。由于仲裁机关在市场运作中具有某种经济主体的性质，因此其必须通过聘请优秀的仲裁员对于每一个案件进行公正的裁决。在仲裁机关是由当事人双方共同选取的情况下，公正是仲裁机关赖以维系自己生命的唯一道德源泉，也是其付出得最多的道德成本。而这种对于仲裁“消费者”信赖关系的建立，必须通过对每一个案件的公正而无偏移的裁决，这样，也只有这样仲裁机关才能在市场化的运作中得以生存。实践证明，仲裁员往往由著名的学者，律师和专职仲裁员担任，这些人往往都受过良好的法学训练。在现今的中国，仲裁员的专业素质往往要高于法院的法官。这样，仲裁的结果无论在实质上还是形式上都容易形成一种“表面公正”，而在实质上是否公正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当今社会是一个“诉讼爆炸”的社会，这不仅仅是因为“社会分子”在“受热”后的剧烈运动过程中碰撞的机会增加，更是因为人们都希望像秋菊一样“讨个说法”（当然，我并不认为案件的逻辑递增就一定预示着人们法律意识和观念的觉醒和提高）。可是，繁杂的诉讼程序，高额的诉讼成本，频繁的出庭应诉，使得诉讼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的人们不论在经济还是精力上的“高消费”产品，甚至有人在写过《懒得离婚》之后还想写本《懒得诉讼》。虽然我们有学者在社会的剧烈变革与转型的关键时刻高喊“民事诉讼的契约化”，然而这种诉讼契约观念的建立毕竟不是在短期内说变就变的，也许――甚至可以肯定――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仲裁制度却走在了时代的前沿。仲裁制度实行一裁终局制，即一旦作出裁决就发生法律效力，没有特殊的理由不得推翻仲裁的裁决结果。这里便省去了诉讼中上诉审和再审程序繁杂和诉讼费用的诸多问题。其次，仲裁具有更大的选择性。仲裁当事人对于仲裁机构、仲裁员、审理方式等事项都可以进行选择，而不受到管辖权的限制。仲裁的审理往往是不公开审理，而这对于维护当事人社会形象和保守法人的某些商业秘密也具有其价值。但仲裁往往只涉及到平等社会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社会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对于涉及公民身体权、生命权等重大人身权利的案件，不由仲裁机关受理。因为保障人权往往是国家的任务，而仲裁机关往往只是对于涉及平等主体之间的经济利益进行重新分配，使社会的整体经济流转趋于稳定和平衡。在当今这个国际化的社会里，国际组织之间复杂的商业贸易活动十分频繁，这种繁荣的景象需要我们对于国际商事活动中所发生的纠纷提供一种共同的解决机制，对于各类国际商事纠纷适用共同的规则，从而屏蔽来自政府的各种压力和法院的地方保护主义倾向，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中找寻正义与公平。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里，我们每每说到正义与公平时总是带有某种来自政治因素的影响、总是在各种“禁区”之间寻找“现代法治的出路”。诉讼的进程因为受到太多的“地方性”因素的影响，从导致判决的正义往往只是种“过得去的正义”。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否定“地方性”这个热门的词汇。正如霍姆斯所说的：“每个人在其实践中注定都是地方性的”。这样比较的意义只是希望能够进一步说明仲裁制度的纯粹性与排除其他因素影响的技术性，因此在这样的语境下不存在任何带有感情色彩的判断，目的只是为了说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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