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周倍良
宪政之路
（作者：周倍良，清华大学法学院。完稿时间：2004年5月15日）
今天，刚好是中国法律近代化的100年纪念日，此时写这篇文章可谓意韵深长。100年前的5月15日，风雨飘摇中的大清帝国修订法律管奉诏参酌东西洋各国法典，会通中外，大刀阔斧删修旧律，订立新法，以图国家变法自强，也是自那一天开始，独步世界法律体系之林、延续前余年的中华法系逐步解体，文明古国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一步步与“祖宗成法”决裂，出现了一大批三千年未有之新型法律，近代意义上的法律体系也由此在中国奠基。但百年法律史并非平直的线形史。以保障人权为内核的近现代法律，犹如一朵温室里的玫瑰，须有适宜的文化土壤、稳定的社会温湿度方能茁壮成长，而百年的战乱、动荡乃至改朝换代，使得百年法制走上了一条命运多蹇的崎岖路。直至晚近的二十余载，法制之路才渐趋明朗、稳健。
近代各国走上法治之路，首当其冲的便是制定一部宪法抑或宪法性的制度，从而从根本上确保资本主义革命的成果——遏制封建专制、维护人权。启蒙学者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推演出一套完整的近代法治理论体系，认定由人民制定的宪法是最能反映自然正义的法律，因为它是人类理性的直接体现，它的法律效力高于其它法律，因而由宪法作为检验制定法的标准。在这一思想下，从而确立了宪法在近现代法治之路中至上的地位。纵观世界各国法制进程，我们很容易看到，宪法在一个国家民主与法治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西方，宪法被认为是体现了理性与正义的自然法原则的载体，它是人民防范政府、保障人权、维护法治的基石。所以，可以说法治就是宪治。法治的形成以宪法至上为标志，没有宪法的至上就不可能有法治，宪法至上标志着民主制度的确立和法治价值的实现。
百年大脉络
翻开中国“宪政”的百年历史画卷，我们非常遗憾的看到在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一百年里，大部分时间是有宪法而无宪政，更甚是无法无天，宪法完全成为一纸空文。从1908年，清政府颁布第一部宪法性文件《钦定宪法大纲》，到民国初年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再到1946年，蒋介石强订“伪宪法”，宪法在这些政府手中变成了独裁专制的工具。正如一宪法专家所言：“用宪法搞专制是中国人的一大发明。清王朝、袁世凯、曹锟、蒋介石无一例外，最终导致有宪法而无宪政的结果。”1954年，新中国宪法给了我们短暂的欣喜。但随之而来的却是更大的倒退，“文革”的开始，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1975年宪法更是干脆用政治代替了法律，毫无法治可言。随着改革开放，中国迎来了法制的春天。2004年3月，我们更是将“三个代表”、保障人权和保护私有财产载入宪法，标志着我国法制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我们仍应清醒的看到中国宪政依旧处于极奇尴尬之处境，享有最高权威的法，目前还只是高高在上的摆设，公民宪法权利肆意被侵犯而投诉无门，政府有恃无恐越轨、出线，目中无法……中国宪政之路还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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