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周建(6)
首先，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尽管在具体形态上的确有所增多，但在原则上却没有太大变化。比如，作为对“是否缔结契约的自由”的约束，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制度长期以来并没有实质上的变化；对于当事人的契约行为要符合诚信、不得欺诈、胁迫或乘人之危等的限制长期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有关对契约内容进行规制的“不违反公序良俗和不损害国家、社会及第三人利益”的原则始终如一，只是将其运用到具体条件所产生的具体的限制类型有所变化，况且其运用范围也极为有限。
其次，契约自由的真实的、核心的理念并非是“完全不要限制”，而是要“尽量减少干预”，这里的“尽量”是有条件的，即限制是正当的，限制的量要与社会生活条件相适应，合适的干预是“对契约自由原则真实意义的恢复和匡正。”[13]因为没有任何干预的契约，实际上已不自由了。
第三，越来越多的国家干预，并不足以证明契约自由正在走向衰落，对契约自由限制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对契约自由的否定，因为理想的市场经济下的自由，本身就应该是法治下的自由，这是“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的必然结论，完备的市场经济要求尽可能运用竞争机制协调人类的各种努力，而不主张放任自流，甚至为了保证竞争的有益进行往往需要一种精心设计的法律框架，契约只是排斥国家在法律框架之外的肆意干预，并不排斥以法律手段对契约进行一般的规制。如果我们作出“契约依法成立而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相当于法律的效力”这样的理解，那么契约自由似乎从未动摇过。
换一个思考的视角，从哲学上看，自由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契约自由亦如此，当自由所扩展的范围越大，它所触及到的边界——限制就越多，相反，当限制越多的时候，我们所享有的自由越大。试想在马车都还属于奢侈品的时候，交通规则不可能出现，人们似乎很自由，但人们的出行自由却远比不上有交通规则的今天。
事实上，契约并未衰落，正如市场经济未衰落一样，只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获得了新的表现形式。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边界，也正是契约自由与不自由的边界。只要市场经济没有蜕变，契约仍将是而且应当是自由的。应当坚信，在现代契约法中，“契约自由仍然是一个最基础的出发点。”[14]
[1]、[3]、[7]陈自强《民法讲义Ⅰ 契约之成立与生效》，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119、120、121页；
[2]尹田《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4]、[14]彭亚《解析“契约自由”》，人大法律评论，2000年卷第二辑，第378、38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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