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谢佑平(6)
三
重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标志着我国刑事诉讼程序步入民主化、科学化轨道，其结构的合理性，内容的先进性，在我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具有旺盛生命力，不失为现阶段一部较为理想的规范性文件。但是，也应当看到，要将文字上理想的刑事诉讼法，转变成行为中现实的刑事诉讼法，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情；理想与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冲突和差距，“有了正义的法律，并不等于有了法律的正义”。因此，我们认为，《决定》的出台，仅仅是改革和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的第一步，艰苦、复杂的工作，将体现在《决定》贯彻落实的过程中。如果对刑事诉讼法的实现过程不予关注，法律的内容将在实践中大打折扣，刑事诉讼法将不可能完成其新时期应有历史使命。因此，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决定》的落实过程，保证其在司法实践中不变形走样。为此，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更新司法观念。司法制度与司法观念是相辅相成的概念范畴。一方面，司法制度是产生司法观念的前提和基础，有什么样的司法制度，就会有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另一方面，司法观念对司法制度又有一定的反作用，如果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司法观念与司法制度不协调或存在冲突。那么，它必将会影响或阻碍司法制度的正常运转，使诉讼法律制度难于发挥作用，并有可能使其丧失应有功能和预期目标。我国《决定》的产生，必将带来司法观念的变革，建立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司法观念，这是无容置疑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观念变革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传统的旧司法观念会存在消极的抵抗，对现代文明司法制度带来冲击。从本质上说，《决定》所修改、补充的内容，如：吸收无罪推定原则精神、律师提前介入、辩论式庭审方式等，都是从西方引进的，这些司法制度萌芽、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与其重程序、护人权的司法观念相适应。我国几千年封建社会下形成的轻程序、厌诉讼、等级制度、权力崇拜等传统司法观念，经过新中国几十年的荡涤，已基本消除，但是，由于它根深蒂固于中国社会土壤，在现代人的头脑中仍或多或少地存在痕迹，并阻碍着现代文明司法制度的功能发挥。因此，我们应重视诉讼观念和意识的改造，寻求制度与观念的整合。只有这样，才能使我国新型刑事诉讼制度发挥其应有的功能和效益。为此，一方面，我们必须依法办事，严格执法，增强国民对法律的期待和诉讼的信任，深入普法教育，提高国人法律意识；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将社会看作一个系统，对那些非法律因素予以充分关注，市场经济的发达、民主政治的发展、教育科技的现代化、人际关系的合理化等，都是建构现代型诉讼观念的前提和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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