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现实：评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谢佑平(7)
（二）保障司法机关独立行使职权。在国家权力结构中，司法权能应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司法权能的独立，是使案件得以客观公正处理的必然要求。刑事犯罪，实质上是一种权益冲突，它发生于国家与个人之间。国家设定司法机关开展刑事诉讼的目的，旨在通过侦查、起诉、审判等活动，对具体的权益冲突适用法律，制裁违法，恢复权益的正常状态，达到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和秩序的目的。如果把社会秩序理解为统治阶级通过法律形式在社会主体之间规范出的利益分配及其运行机制，那么，刑事诉讼则是一种保护国家、团体和个人等诸种社会主体法律权利的活动。我们可以把刑事诉讼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常态中的法律权利因为犯罪行为的侵害而处于非稳定状态，当事人或公益代表（公诉人）提起诉讼，借助国家审判权和强制力，揭露犯罪，证实犯罪和惩罚犯罪，从而使法律权利得以保护，社会秩序得以稳固和发展。因此，在这种特殊的权益冲突解决过程中，司法机关的独立或中立，是公正、合理解决权益冲突的本质要求。如果冲突的解决者与冲突事实有直接或间接的利益关系，或者容易受冲突事实和主体情绪的影响，或者容易形成某种情感倾向，那么，冲突的解决结果，就难以为冲突双方心悦诚服地接受，司法公正就不可能实现。因此，在刑事诉讼中，如果司法机关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党政机关可以随意对司法活动指手划脚，如果“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政策代法”，那么，冲突的解决者即司法机关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情感倾向”，作出有损司法公正的裁决。因此，我们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障司法机关依法行使职权，防止行政对司法的干预以及各种形式的干扰。其中，尤其要保障法院审判的独立性，努力塑造法院审判中立的形象。在西方，刑事诉讼中审判方享有主持和指挥审判的权力，在审判中占主导地位，是从法官个人的角度而言的，法官人格的独立性和自由心证原则的适用使法官个人在刑事审判中具有行使职权的较大自由和活动时空，因而其诉讼活动往往是直接的、言词的和辩论的。我国刑事审判中，存在审判权力“集体化”现象，院庭长和审判委员会等组织在刑事审判中有极其重要作用。集体化容易导致“长官化”和“行政化”，不能独立行使职权。审判者如果不能独立行使职权，控辩式诉讼的直接、言词原则又将失去意义。因此，要真正落实《决定》，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去认真研究。
（三）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法律是由人去执行的。因此，执法者的政治素质、道德修养和业务水平如何，决定着政策和法律实施质量的优劣。《决定》对侦控机关的职权进行了必要限制，扩大了被告人的辩护权能，使刑事诉讼更具对抗性。这种对抗和辩论型诉讼，一方面，对检察官和律师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如果双方业务素质低，则不能形成真正的对抗；另一方面也加大了法官的审判责任。法官必须有能力从对抗中认识案件真理。因此，检察人员、律师、审判人员等司法人员都应当对自身在刑事诉讼中充当的角色有深刻认识，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执法水平。一般说来，立场坚定，坚持真理，秉公执法，则直不阿，应当成为司法人员基本的人格素质；较高的文化素养，系统、专门的法律知识，综合分析和应变、决断的能力，应当成为司法人员业务素质的普遍要求。而且，人格素质和业务素质应当统一，合格的司法人员必须二者兼备。缺少任何一方面，都很难想象会有准确无误的法律适用。从总体上说，我国律师业务素质经过考试制度以及严格管理有了很大提高，而检察官和法官的素质则存在诸多问题，如：缺少严格、统一的考试制度，复员退伍军人充斥其间，培训、晋升制度不完善，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司法人员将难于把握和操作对抗式诉讼。势必阻碍新型诉讼模式的有效运转。为此，我们认为，可以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从律师中遴选检察官和法官，为《决定》的落实，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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