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评论/谢佑平(4)
二、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
任何刑事诉讼模式，都根植于相应的社会经济、政治环境和历史背景，无不存在独特的文化传统印记。撇开历史文化背景，是不可能全面理解各种刑事诉讼模式发生发展的缘由及其固有特征的差异的。
刑事诉讼模式与历史文化背景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一）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是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演变的结果
刑事诉讼制度的历史发展，深刻反映出社会历史从原始走向文明的历程。由弹劾式诉讼、纠问式诉讼到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诉讼，进而发展到现代社会主义诉讼模式的过程，包含着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和民主思想所引起的法律及司法制度的深刻变革。弹劾式刑事诉讼是与国家社会政治文明低下、文化科学技术落后、人们心目中对神灵崇拜和畏惧以及氏族原始民主平等印迹等联系在一起的。纠问主义刑事诉讼下国家追诉犯罪制度的确立，是国家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大发展；在人们对诉讼无休止的冗长辩论和充满野蛮、蒙昧的神明裁判感到厌烦不安，迫切需要一种迅速有效而又非常权威的力量主持诉讼以更大程度地惩治犯罪时，纠问主义诉讼便应运而生了。到了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平等、人权”的历史背景，使刑事诉讼模式出现了诉审分立和双方当事人的平等对抗辩论以及对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措施。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历史传统的国家。刑事司法手段历来被视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力量之一。“犯罪控制”思想指导着中国历代刑事诉讼模式的建构。我国现阶段的刑事诉讼模式（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出台以后仍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反映了这一历史文化传统的内涵和要求；同时，社会主义制度的文化背景，又使之产生了相应的新型诉讼原则和诉讼制度，并且，在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刑事诉讼模式迥异。因此，可以说，刑事诉讼模式的变迁，与特定社会的深层历史文化背景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如果没有人类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变化和发展，就不会有刑事诉讼模式的更替和变迁。
（二）刑事诉讼模式的区别，归因其赖以生存的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
世界各国的刑事诉讼模式是存在区别的。显著的差别表现在中国与西方刑事诉讼模式的不同以及大陆法系职权主义与英美法系当事人主义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实际上，这些差别是由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造成的。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法律以确认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维护界限分明的等级制度和对民众的控制为主要内容，重视宗法伦理，坚持礼教中心，强调义务本位，实行刑罚强制。中国传统法律不是以保护人的基本权利为价值目标，而是以确认人的职责和义务为明确目的。新中国成立后，旧法传统虽然经过了革命荡涤，但其痕迹仍依稀可见，表现在刑事司法中，职权主义仍为主要内容。而西方的传统法律注重和实现对个人权利的尊重与保护，法律制度以权利为本位，刑事诉讼中普遍实行司法独立原则、公开审判制度、律师辩护、无罪推定，强调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充分保障。可以说，我国现阶段刑事诉讼模式中的许多内容，如辩护制度、公开审判制度等，都是从西方借鉴和移植的。就西方诉讼模式内部来说，职权主义与当事人主义之间的差别也是不容忽视的。职权主义诉讼起源于罗马帝国特别是西欧中世纪宗教法庭所实行的纠问式程序，当事人主义诉讼与英国中世纪的控告制诉讼一脉相承，两者的区别仍然是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因此，在探究刑事诉讼模式的差异，借鉴和吸收他种刑事诉讼模式的原则和制度时，不可无视其历史文化背景的区别及其潜在的作用。历史表明，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极大的排斥力，它可以使外来诉讼制度难以传入或者异化已经传入的外来诉讼制度。今天，我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传入了许多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生成的诉讼原则和制度，建构了“混合型”刑事诉讼模式，但并不意味着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必须下大力气改造和重构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及其文化土壤，使其与外来的诉讼原则和制度相协调。否则，字面上的法，将不可能转化为行为中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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