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应明确国际条约在我国的地位/李广民(2)
五、对国际习惯，我国的立法和实践也表明了尊重和遵守的积极态度。如1985年的《涉外经济合同法》率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未作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42条第3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6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18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96条都有可以适用“国际惯例”的条文。我国一些民商事法律还规定外国人在中国的民商事活动按“对等原则”办理，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9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33条等。“对等原则”实际上就是国际习惯法的一项重要规则。我国一些部门法还规定了“国民待遇”原则。在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大量双边条约如司法协助、引渡、领事条约中，都吸收了若干国际习惯法规则。对于近年来在空间法、海洋法、国际环境保护法、国际人权法等领域新形成的国际习惯法规则，中国都表示尊重、遵守。
既然从理论上讲，我们需要在宪法表明立场，从实践上说，我们已通过多种方式肯定了国际条约和国际习惯的地位和作用，尽了我们尊重和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国际习惯）的义务，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进一步在宪法中肯定我们的这种立场呢？
具体建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第十三条（一九九九年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基础上，即在宪法第五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之后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诚意遵守已缔结或加入的国际条约及已确立的国际法规则，善意履行已承诺的国际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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