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的观点、缺失的论证——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李龙(浙江)(5)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治是一种理想的完美的秩序，根据以上几个标准，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都或多或少的体现了法治的某个或某几个方面，同时又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秩序绝对完全的符合上述法治秩序的标准。因此，我们对法治的感受存在于对法治的追求过程当中，它好比绝对真理一样或许永远无法被完全的实现，但是我们总是在无限的接近它，并且于此同时获得一个又一个的相对法治。法治对于我们来说只是一个“度”的问题，我们努力的方向是使这个“度”向上行而不是相反。
二
（一）关于“穷国无法治”
郝文认为，“一个国家法治水平的高低说到底是由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极而言之，穷国无法治”，同时举出了较为详实的资料证明我国以人均GDP计算来看，尚处在全部五个档次中倒数第二的位置。同时，郝文还认为地方法治水平的高低主要依赖地方财政的支持，而我国由于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较大，随之法治发展的水平也有很大的差距，这就会导致中国实现法治的过程要慢慢来，并且还具体说明实现的时间在2090年或2090年之后。此外，经济现代化的实现要比法治现代化的实现容易，法治现代化的实现还要受制于本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战略，协调各方的关系是史无前例是课程，需要慢慢探索，因此中国法治建设的道路是独特的，渐进的。
表面上看起来这样的推论的确有道理，因为无论是凭借学术的直观感受还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理论，都可以加以验证。但是，推而极至“穷国无法治”则隐含了这样一种危险的观点，即——法治是经济的结果，如果经济水平不高，那么法治就不会存在，所以经济与法治，一因一果，先因后果，甚至，以经济的名义（或者说以“穷”的名义）牺牲法治是允许的！由于“穷国无法治”这一简洁明了的口号式表述易于传播，也更易于为公众所接受（“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的表述也一样），因此这样一种险境是不难想象的：一个镇可以借口经济困难而排斥法治的推行，一个市可以借口经济发展的需要拒绝法治的要求，一个省可以借口经济腾飞的目的无视法治的限制，一个国家更是可以借口“穷”字来放弃对法治的追求！这正是该观点存在的颠覆力量所在。
那么为什么“穷国无法治”呢？对于这个事关整个论证大前提成立的关键问题郝文却着墨不多，提到的主要理由是“法律不同于道德的一大特点，就是前者的实现比后者需要更多的经济成本”。此处提到了法律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法律的经济成本”。郝文的逻辑是，因为法治的实现需要很多的经济成本，而穷国付不起这个成本，所以穷国无法治。这样似乎将法治看作是一个纯粹的高档消费品，只有支付相当高的对价后才能得到它，享受它。但是问题在于，这种三段式的论证中忽视了法律经济学中同样重要的另一个概念——“法律的经济效益”[26]。成本的概念在法治实现的过程之中的确非常重要，因为法律体系的建立、运作，立法、司法、执法、守法各个法治环节中都必须消耗一定量的资源，但是同时，资源的消耗同时也伴随着法律产品的产出，法治并不是一台只知吞银子的“老虎机”（就连“老虎机”时不时的还诱惑性吐几个硬币呢），它同样有经济效益的产生。法治的经济效益中最重要的是法治可以通过节约交易费用从而节省经济增长总体的社会成本，从而增加社会经济活动的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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