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监督＂是否切实可行/张锋平(3)
二、朝阳区的做法超出了法律规定的监督权限，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
政府机关只有在法律授权范围内行使的权力才是正当、合法的行为，而作为政府权力的末梢，街道有监督自己干部的权限，但就社区而言，法律明确规定其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没有实体权力，因此社区监督住户干部超出权限。任何政府的权力只有在宪法、法律的授权范围内才能行使其正当的权力，而朝阳区作为一个社区，却行使起了监督干部的职权，请问其权力是谁授予的，是经过合法程序授予的么？
而且对于干部随意进行监督也是对干部的一种歧视行为，是对干部的一种不信任行为。从法律层面分析，发动群众监督干部的前提思想肯定是“先假定所有的干部都有腐败倾向”，这与“无罪推定”的法理相悖；国家应该注重培养人们尊重他人隐私的习惯，社会需要良性互动，需要人际间的彼此信任，只有社会信任度达到极其低下的程度，才会出现发动群众进行社会监控的管理做法。而这么做，无疑会产生很大的负面作用，对建立全社会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人际关系产生巨大杀伤力，破坏良性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贻害深远。
三、盲目的依赖群众的监督只会增加监督的成本，并不能有效地抑制腐败行为。
先来看看现阶段我国的监督机制吧，现阶段对干部的监督主要有5个层面：一是侦查机关依法监督；二是纪检部门通过正当程序在法律权限内监督；三是人大、政协、政风行风监督员监督；四是媒体舆论监督；五是群众自愿协助政府监督，但这种群众监督要有严格限制，不能侵权。
而每一种监督都需要一定的成本才能使监督行为有效进行，侦查机关的监督需要资金，纪检部门也需要财政的支持。如果法治的成本太高，将有可能使人们不希望借助法治，而求助于制度建设，甚至人治，山扛爷、秋菊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例子，如果法律能治理好那穷山沟，山扛爷他也不会被逮捕了。法治的成本只有低于人治的成本时，才能使法律在现实生活中发挥真正的作用。
群众监督在一定的情况下的确可行，但我们也应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尚没有达到那种“法律至高无上”的地位，群众的法治意识并不是很强，有时候还需道德加以制衡。尽管干部“8小时之外”大部分时间在社区，尽管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但某些干部要搞腐败交易，绝不会傻到在光天化日下进行，“社区监督”有可能流于形式，成为干部追求政绩的一项“面子”工程，却不能真正得发挥实质性的作用。
那种认为社区监督干部“8小时之外”的行为扩大了监督的主体，拓展了监督的时空，也丰富了监督的方式，将“8小时以内”和“8小时以外”的监督结合起来，将“单位表现”和“社区表现”结合起来进行监督，是对监督形式的一种有益尝试的看法，单纯得看到了群众在法治中的作用，却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未能看到现阶段我国的法治状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是片面的，是不正确的。我们无法忽视群众在法治进程中的伟大作用，但也不能完全的依靠群众，要对群众监督进行限制，同时不能侵犯干部的隐私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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