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的比较与探索/刘侨(8)
综上所述，我国法学教育的症结主要体现在：第一，在本科阶段便将法学细化为若干专业，过早的进行法学方向性专门学习。在我国有许多法学院将法学划分为多至几十种分支专业，在大一阶段便要求学生进行定向选择，或者在后期通过平台课的方式进行分流。且不说对于初次接触专业性极强的法学分支学科的学生的承受能力，这种法学过早分流的教学模式对于学生对法学系统化的学习造成极为不良的影响，并且难以构建一种扎实的法学基础知识结构，对于以后的学习也非常不利。法学是一门涵盖面极广的社会科学，法学体系也是相当庞杂。这便需要学生在掌握法学体系下其它课程的知识的同时，再对法学有一个全面的认识，这也有助于触类旁通，能够将法学各科目知识有机的统一起来。如学习经济法就需要宪法、民法、商法、行政法、国际经济法等学科知识相辅助。第二，对法学过于专注，而孤立了其它与法律有着重要联系的学科，如：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人类学、犯罪学以及心理学等等。第三，专于法学理论的教育而忽视了法律职业性教育。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教师主要以对法律本质认知以及该学科理论体系的介绍为主，较少涉及案例教学，而学生往往注重于概念、分类、性质、特点、意义等问题，而在如何运用和操作方面一无所获。此外，课程安排也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理论性学科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实务应用性课程的空间便十分狭小。同时学校提供给学生的实践机会也相当有限。第四，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对通过率范围的紧缩，形成了只有法学顶尖水平的专业性人员方可拿到“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精英型选拔体制。据统计，2002年的通过率为7.74%，2003年为10.18%，而随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全面展开，法律职业人员的社会需求量大大提高。1999年我国法院审结的案件为6232302件，我国的律师数
为111433人，其中一半为专职律师，如果以法院每一案件只有一名专职律师参与计算，每一专职律师每年至少要办理出庭案件约112件，即每月办理出庭案件9件。这些还不包括工作量数倍于此的非讼业务。此外，还有民间调解案件5188600件，这些案件的处理主要由不甚明了法律知识的民间调解人员来完成。而以我们现在每年8万左右的法学本科生和约2千研究生的规模是难以满足的。因为这些数量不仅要满足律师、法官、检察官三大法律职业的需要，还要满足企、事业单位、立法、行政及其他机关的需要。 第五，缺乏创造力。江泽民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指出：“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一个民族缺乏独创能力，就难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教育在培养民族创新精神和培养创造性人才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然而，在我国法学教学的课堂上，学生只是扮演着消极接受的角色，他们很少对课本或教师的观点发生质疑，只是知道在有限的授课时间内将教师的所言所语尽数记下，而教师也上课也多以课前准备的讲稿为蓝本，其授课方式仅为将讲稿“朗诵”一遍，有的甚至没有跳出课本的框架。此外，在学习期间的考试制度上，多半是授课教师自行出题，故而可以先将考试范围告知学生，更有甚者给出一定范围的题目，考试题目便蕴涵其中。在这种考试制度下，学生不在注重对题目范围外的知识点进行复习和掌握，他们只会极端的背诵教师的点题范围，有的甚至只是将题目答案死记硬背，而根本不去在意对知识点的理解。因此，便造成了很多学生平时不去听课，仅凭考试前几天连夜借其他同学笔记来背诵即可在考试中获得高分。这种比赛记忆力的考试所得出的分数是不可信的，对学生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这样一种“满堂灌”、缺乏发散性思维训练的教学方法和不合理的考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学生创造性和批评性思维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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