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证券欺诈屡禁不止的成因/蔡文海(6)
在这个方面，一个较成功的先例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该法第四十九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制定该条的目的，就是发动群众打假治假，运用惩罚性赔偿的原则，打击造假、卖假的不法分子。从实施效果看，立法者的初衷基本达到了。由于各级消费者组织和新闻媒介对该法的双倍赔偿的规定铺天盖地的宣传，消费者对欺诈行为的投诉显著增多，甚至出现了专门以打假为业的群体。这就是著名的“王海现象”。消费者运动与打击证券欺诈在许多方面具有相同点。例如，对于个别购买者来说，对于小额纠纷,他们往往忍气吞声，缺乏告状的积极性,而且在权益受到侵害时不愿告状愿投诉27。批评他们权利意识淡漠显然是不公平的。他们告诉之前考虑值与不值，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反映了他们的经济理性和打击作假行为的“公共品”的特征。对付这种非法行为的最好办法，不是政府“挑大梁”的集权式的执法体系，而是大众自发追索的分权式的执法体制。
在这方面，健全的集团诉讼制度尤其重要。所谓集团诉讼，是指当争议发生后,权益受损的众多当事人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组成一个集团,由集团中一人或者数人代表其他具有共同利害关系的集团成员起诉或者应诉,而法院所作的裁决对所有集团成员均有约束力的一种诉讼制度。集团诉讼规则对于证券法的特殊影响，可从美国和加拿大的证券诉讼案件的重大差别得到证实。两国证券法规中的民事责任制度极其相似，28但私家诉讼案件数却判若天渊。这主要由于两国不同的集团诉讼规则。集团诉讼制度肇始于英国，并为美国和加拿大所效仿。这些国家都把集团成员具有“共同利益”作为适用集团诉讼的要件。但是，加拿大法院对“共同利益”的解释，传统上极其严格，集团诉讼制度名存实亡。不同的民事诉讼规则导致了美加两国证券集团诉讼案件数目上的极其显著的差异。29近年来，加国开始向美国模式靠拢，同时允许在集团诉讼情形下实行“胜诉酬劳”制度。结果，集团诉讼案件数目急剧上升,30放松限制的效果立竿见影。
美国的经验表明，投资者的查询和投诉是监管部门发觉证券违法违规行为的最重要来源之一。31可以预言，合适可行的索赔机制，将大大提高投资者通过告状或者投诉维护自身权益的积极性。这无疑将以合理的成本显著提高违规者被发现并惩处的可能性，从而大大提高相关制裁措施的威慑效果。另一方面，在民事诉讼中的证明要求较低，有助于民事责任的确立。例如，在英国，伦敦证券交易所负责起诉内幕交易案件。该交易所的一位工作人员就说过，在四分之三的案件中，他有证据证明民事责任能够成立。但是，如果要他满足刑事的证明标准，他就无能为力了。32由于制裁的确定性和严厉性的组合比较理想，行之有效的民事救济体制可望具有更好的威慑效果，并构成证监会自身执行努力的不可或缺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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