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人权准则治国与新国家哲学——国际人权公约与中国宪法修改/杜钢建(2)
特别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包含的国家哲学基石是不能忽视的。
它表明依法治国的核心是依人权准则治国。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只有在符合人权准则时才具有合法性和权威性。依法治国必须是依良法治国。从中国先秦时期和西方古希腊时期开始，人们就已经公认法治是良法的治理。经过长期的探索，人们终於认识到衡量法律善恶的根本准则是人权保障。人权在理念上和逻辑上先於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而存在。在公民与国家的公共契约中已明确写明人权高於国家权力和法律权力。即便国家处於紧急状态，基本人权也不容取消。政府及其官员由公民纳税供养，因此政府和执政党需根据国民的意愿来选择，而且这种选择必须是定期的。
根据人权是公约，选举制度、代表制度、政党制度、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都需进行制度创新。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
签署人权两公约不仅是对旧国家哲学的挑战，而且也将是对旧国家实践的挑战。
尊重人权依法治国要求对宪法和法律中不符合国际人权准则的条款进行修正。不管在批准签约时会对两公约有多少保留，但国际人权公约的基本精神终将要在宪法中得到体现。现行中国宪法离国际人权公约的差距人所共知。比如国际人权公约所规定的思想自由在中国宪法中没有规定，不仅没有规定，而且在序言和正文中多处否定思想自由。比如虽允信仰自由但却要求全体国民信仰某个党派的唯物主义信仰。
看看马克思当年对普鲁士宪法中逻辑矛盾的尖锐批评，号称马克思信徒的人们怎么可以公然重蹈马克思敌人的覆辙。
人权公约对国家制度的挑战还表现在结社自由上。中国宪法虽然写入了结社自由，但宪法的序言和正文对此都有矛盾的表述，而国家制度实践更不允许新政党的合法产生。在罢工自由、示威游行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迁徙自由等方面也都存在面临国际人权公约挑战，修正宪法和法律的问题。
当然，国家制度的创新会有一个过程，但从现在开始至少应有承兑诺言的意思表示。加入人权公约不仅要接受国际人权组织的监督，而且要在制度层面上建立人权诉讼的保障机制。至今中国宪法还没有进入诉讼程序，还没有成为法官判案的直接依据。在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违宪司法审查制度，在中国还没有建立。加入国际人权公约後建立这一制度的步骤应该加快。
普遍人权论为国家体系和国家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基本价值和发展方向。法治国家论则为国家体系和国家制度的创新提供了形式框架和具体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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