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TT/WTO关于单边环境贸易措施的案例研究/郑圣果(7)
（三） 国际法尤其是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内的效力
GATT时期的专家组在实践中通常倾向于单纯依靠立法历史、国家意识来解释规则条文，排除GATT之外的国际法规范的适用。对于当事方援引用来证明其采取的有关环境贸易措施合法性的国际环境协定，关贸总协定专家组一般强调，其职责仅限于根据总协定有关规定审查争端涉及的措施，而对被引用的国际环境协定不予考虑。如在第二个金枪鱼案件中，专家组认为，与关贸总协定不相关的国际协定只能在关贸总协定不清楚时作为次要解释渊源。而且，即使关贸总协定规定不清楚，由于当事方援引的国际协定从未在总协定起草过程中被提到，因此，这些国际协定不具备什么证明价值 。对于这种GATT规则与一般国际法的脱节的现象，有学者批评为“独门独院、自成体系、自我封闭” 。
WTO成员方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在谅解总则第3条中特别指出：用国际公法（条约）解释的习惯规则来阐明协议中的权利和义务。随后，一批国际法专家/上诉机构成员为将WTO规则与一般国际法联系起来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在WTO成立后的第一案——美国汽油规则案中，就发出了不能将“WTO法”与国际公法分离开的呼声。而在海龟案中，上诉机构为印证对“可用竭的天然资源”进行的解释，广泛地引用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生物多样性公约》、《第21世纪议程》、《养护野生动物的游动种群的公约》、《野生动植物濒危物种的国际贸易公约》等公约中的相关条文，甚至还扩及到国际法院对纳米比亚咨询案和爱琴海大陆架案的判决乃至《奥本海国际法》这样的著作。由此做出的法律推理说理充分、论证详密，得到了当事国和有关国际组织的认同，也频为以后的案件审理所引用。但值得注意的是，上诉机构只是对国际环境法规范（尤其是当事国均接受的公约）可以作为解释WTO有关条文乃至当事国措施合理限度等事项的依据作出了肯定，而未涉及其他如国际环境法规范与WTO法的协调、发生冲突时的效力等级等更具实质意义的问题。因而，国际环境法规范在WTO中的法律地位仍尚待确定，但我们毕竟看到，作为争端解决机构的DSB已经率先迈出了一步。
（四） 专家组透明度/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WTO争端解决机制包括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审查2个主要程序，专家组审查具体贸易争议的过程一般处于与公众隔绝的“黑箱”状态，“在争端解决过程中，他们（当秘密进行工作时）不能做出传达来自许多利益共同体，包括非政府环境政策团体的论点、信息和证据的准备” ，非经专家组决定，一般不向外界寻求法律或专业方面的帮助；上诉机构也仅仅对具体案件涉及到的法律问题进行分析，按照WTO有关规则和协议作出最终裁判。因而在许多著述中都呼吁改进争端解决机制的程序规则，增加透明度和吸引有关国家、组织的参与。目前，在争端解决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的关系方面已取得了一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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