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死刑废除论的“人道”错位/兰绍江(7)
有人说，我国人民反对完全废除死刑，是受自古以来的“重刑”思想和“杀人偿命”报应观念的束缚，真是如此吗？
“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的确是一种对等报复观念，或曰留有原始“同态复仇”痕迹。但是，现代刑法中的死刑，并不等于“杀人偿命”，它仅仅是一种公平原则下的罪责刑对等。杀人，既然残酷地剥夺了他人唯一的、没有二次的生命，也就是剥夺了他人的全部，剥夺者就应当承担相应大的罪责与惩罚，这才真正体现公平。因而，为了警戒他人、安抚受害者及其家属、维护社会安定和不特定人的生命安全，需要对故意杀人犯处以死刑。
在刑法规定中，并非杀人都需要偿命。在我国的刑法条文中，有不少虽杀人而不须偿命的规定。譬如：我国《刑法》232条：“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故意杀人者，尚且要区分情节，分别处以不同的刑罚。《刑法》233条：“过失致人死亡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不具有杀人故意，因过失剥夺他人生命，最高刑仅为七年。这显然已经同“一命抵一命”、“同态复仇”毫不相干了。《刑法》29条：“对正在进行行凶、杀人、抢劫、强奸、绑架、以及其他，采取防卫行为，造成不法侵害人伤亡的，不属防卫过当，不负刑事责任。”这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无限正当防卫权利，法律允许对那些“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者，必要时置之于死地。这样的杀人，是为了制止严重不法侵害的行为，非但不须偿命，而且不负刑事责任。杀人并不都要偿命，死刑又为何硬被说成等于“杀人偿命”？
人们常说：法律是“高悬之剑”，它并不是随意杀人的；但是，它对于那些毫不珍惜别人生命的凶残杀手不会、也不应当仁慈。欧洲有位政治家曾说过：“当有人跑到街上挥刀杀人的时候，他就必须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政治家们对待死刑的废存一直持慎重态度的原因————政治家同“学者”们的重大区别就在于对全社会承担的责任不同。光凭理论的高亢是不足以治国的！不顾本国现实，用自己的脑壳装别人的脑髓，按照别人的指挥棒治国，盲目地照搬别国的律条，同样将贻患无穷。
我并不否认死刑是一种最严厉、残酷的惩罚手段，并且存在负面作用（譬如，家属长期地与国家对立；被处死人家庭产生新的悲剧等。）但是，死刑的全面废除不是现在的事。废除死刑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但不是进步的手段。欧洲一些国家废除了死刑，只能是因为他们的经济基础、文化传统、道德观念、宗教信仰以及长期形成的法制意识，具备了废除死刑的可行性。然而，有些人（包括欧洲一些学者）却错误地以为他们的思维与生活方式应该强加于全世界，这是一种错误的理念。当前，有些“学者”对不接受他们的西式说教、反对“全面废除”死刑的民众概称之为“愚昧”，殊不知他们陷入了一种新的愚昧之中：即不加分析地、盲目地崇拜西方的一切政治、文化、法律、制度，不顾中国现阶段国情、民情，一概立即照搬效仿。譬如，政治制度推崇“多党制”、“三权分立”；经济制度要全盘“私有化”；意识形态崇尚“自由化”；信仰趋同宗教化；司法制度也要全盘西洋化，甚至要求中国法官佩戴假发。所谓强烈要求“全面废除死刑”，不仅仅是简单刑罚制度改革问题，而是在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司法制度全面效仿西方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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