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隆出租车”案引发的法条矛盾和法理冲突/李旺城(2)
第四种观点：吴某是违法行为，但无罪。即使将来找到卖方，因为吴某不法行为时间较短，营利不大，适用刑法第十三条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笔者倾向于这种观点。
（二）机动车号牌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证件，是证明身份、经历等的文件，如学生证、工作证、毕业证书等。标志又作标识，有两个含义：一是表明特征的记号，二是表明某种特征。从这两个定义可以看出，证件是一种文件，标志虽有两个意思，但都与事物的特征相联系。机动车号牌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文件，事实上机动车只有具备号牌这种标志（或特征），才允许在道路上行驶。说机动车号牌并不是证件，而是一种标志，这在刑法分则其他条文的规定中可以得到印证。《刑法》第375条（见注3）规定了3个罪名，其中第1款规定了两个罪名，即伪造、变卖、买卖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和盗窃、抢夺武装部队公文、证件、印章罪；第2款规定了一个新罪名，即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从第2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法律是将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作为专用标志的一种，而不是证件。因为从法律的严谨性、协调性来分析，如果车辆号牌是证件的一种，就没有必要把车辆号牌作为一种标志单列一款，并规定一个新的罪名。
（三）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对买卖、伪造车辆号牌的处刑是否有失公平？
生产、买卖武装部队的车牌，只有情节严重的才构罪，但如何才算情节严重呢？2002年4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告宣布《关于审理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车辆号牌等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见注4），解释的第二条明确规定只有“买卖、伪造、生产、变卖三副军车牌照”才算“情节严重”，即才构成犯罪。这里我们不禁产生一个疑问，普通车辆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那么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只要买卖一副就构成犯罪了，我们都知道国家对军车的优惠制度，有了军车牌照，连上高速、过桥都免收费用，因此显然买卖军车牌照对社会的危害性要大于买卖普通车牌照，而结果呢？是买卖军车牌照需三副才构罪，相反买卖普通车牌照只需一副就能构罪，这种量刑是显失公平的，也就是说这两个法条对同种行为的处刑存在着法条冲突。它与传统“入罪举轻以明重，出罪举重以明轻”的刑法理念以及罪刑相当原则相矛盾。如果说对买卖军车牌照是特别规定，那么按照特别规定优于普通规定的原则，买卖普通车辆牌照也应是三副以上才构罪。
三、提出建议
从上述《规定》的依照来看，买卖普通机动车牌证（我们认为，这里的牌证即指号牌或牌照）也不应认定为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因为如果机动车牌证本身就是国家机关证件的话，就可以直接按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见注1）的规定处罚，而没必要再专门作出解释，正是因为机动车牌证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而伪造、变造、买卖机动车牌证的行为又具有较大的社会危害性，所以有关单位才作出解释，对以上三种情况，可以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那么，既然机动车牌证不是国家机关证件，《规定》为什么要将其解释为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的犯罪对象呢？这就牵涉到如何理解和评价《规定》第7条的解释，我们认为，机动车牌证和机动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是并列的，只要伪造、变造、买卖其中的任何一种，都可以依照《刑法》第280条第1款的规定处罚。但是必须指出，从罪行法定原则和立场出发，《规定》第7条已经超出了解释权的范围，侵犯了立法权，因为该条是将不是国家机关证件的机动车牌证解释为国家机关牌证，换句话说，就是把不是犯罪对象的东西解释为犯罪对象，这不是司法解释所能够承担的责任，而是立法机关所应关注并加以解决的。同时，《规定》第7条的解释，也与刑法分则有关条文的规定相矛盾，使刑法内部的协调性遭到了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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