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火车上抛掷酒瓶伤人民事责任之请求权基础研究/齐汇(5)
首先，上面我们已经证明了高空抛物和行驶的火车上抛物，就该物而言其速度的大小是很难说出谁的速度快谁的速度小的。要是我们硬是要就此问题一较高下，我想高空抛物的速度往往还应当大于火车的速度（这里我们可以用物理公示加以证明）。
其次，火车的轨道两旁一般是封闭的，不会有太多的行人在运行的火车两边走动，即使有也仅仅是个别现象。而相反，城市的高层建筑一般位于城市的中心地带，其楼下的行人和车辆要远远多于火车铁轨两旁的行人的数量，也就是说其抛掷物品造成楼下行人损害的可能性要远远高于火车上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可能性。这样说来，危险性大的情形（高空抛物）反而适用较轻的规则方式（过错推定）；危险性小的情形（火车抛物）却适用较为严格的归责方式（危险责任），这在逻辑上产生了矛盾。你不能说因为火车抛物致人损害发生的机率小就要求其承担严格责任，这样说是毫无道理的。
再次，主张此种行为适用《民法通则》第126条遭受的最大置疑是如何为火车定性的问题。因为在传统民法的观念里，《民法通则》第126条是规定的建筑物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情形，一旦损害的发生离开了建筑物这样一个地点，无论什么情形都不可以适用。后来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16条将物件致人损害扩展到道路、桥梁、隧道等人工建造的构筑物因维护、管理瑕疵致人损害；堆放物品滚落、滑落或者堆放物倒塌致人损害；树木倾倒、折断或者果实坠落致人损害的情形，但是依然没有将所有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情形予以明确的规定。因此就造成了“在不同地点抛掷同一物品致人损害，面临不同处理方式”的结果。
当我们仔细研究《民法通则》第126条的规定发现，126条除了规定建筑物之外，还提到了“其他设施”，因此这为我们扩充抛掷物致人损害在发生地点上的解释提供了扩张的空间。本案中，火车应当解释为“其他设施”中的一种，将在火车上抛掷物品主人损害纳入到抛掷物品致人损害的大环境下予以讨论，将关注的重点不是放在抛掷的地点“火车”上，而是放在加害行为的样态“抛掷”上，这样才更加具有合理性。我认为，《民法通则》第126条完全应当涵盖所有的抛掷物致人损害的情形，而不仅仅是建筑物上的抛掷物致人损害。而解释和适用法条的空间在于第126条中规定的：“其他设施”。因此，这一立法上的开口为我们今天统一抛掷物致人损害请求权基础提供了便利和广阔的空间。将火车解释为其他设施中的一种，在解释论上没有问题，也符合法条内外的逻辑结构，应当是实现正义和救济的最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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