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银行”的实践与思考——兼对浙工大之江学院“道德银行”的个案分析/张维璋(7)
2.3市场经济下的道德必要性探讨
有个古老的命题：即在人类的发展的历史上，道德以何种身份介入，起到怎样的作用？正因为历史上道德的作用被极少数的人所获知，这种质疑的声音几千年来一直绵延。当然，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很长一段时期，当时的“道德”最大程度上服务的是统治阶级，它以类似于宗教的作用禁锢了人的行为，但这不能成为“道德无用论”的论证材料。
当前的重要背景是，社会正处在历史空前的转型期，一个由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演进的过程，与之相伴的必然是两种社会新旧信用体系和道德体系的瓦解和重建。而在新的体系完善重建过程中，旧体系在转型期往往因起阻碍作用而不是规约作用，正在崩塌，无论是以新体系的标准看还是以旧体系的标准看，看到的都必然是“道德失序”和“信用失序”。
整个中国历史上都可看到“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感慨，但最集中的两个阶段一是春秋战国时代，一是“两千年之大变局”（李鸿章语）的满清末造，而两者最大共同点是，都处于传统社会开始瓦解的社会转型期，孔子之复周礼旧制，正是基于当时社会转型“礼崩乐坏”，新的价值和道德体系尚未形成，面对“混乱”试图以周礼来约束人心。这样的历史时期伴随的都是道德秩序的重建。
有学者的论点是，现在的进程是“从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变更：在这个开放的社会中，人们面对的，可能不再是熟人，而是完全的陌生人。由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变，社会成员的关系就由身份到契约，而契约关系的一面必然是，泛道德色彩逐渐变为泛商业色彩，于是道德“功利与非功利”的争论甚嚣尘上也不足为奇。
不消说，道德行为必然是自觉的。然而，一个不会对道德行为形成正反馈的社会，注定无法培育出良好的道德水准。在道德行为实施的当下，并非有着明确的现实功利性目的。但是，道德行为并不排斥带来功利。将传统道德放置在传统封闭社会的背景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道德几乎必然带来一定的收益。更有观点认为，道德理所当然同时具有“功利与非功利”两个方面，道德不应该忌讳其功利的一面，这是由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所决定的。
由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首先出现的必然是因身份作为相互识别和维系关系的工具不再有效，相应带来以此为基础的道德、信用等软约束力量的失灵，而开放社会形成契约关系下的自利的道德风气的形成，则有赖于在利益博弈中逐渐形成这样的共识：舍弃暂时而短期的利益冲动，必将带来远期持续而稳定的收益。简单地说，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
那么具体来讲，市场经济的发展将对道德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这里需要分析：首先是积极影响的一定的方面，即必然发生的方面∶经济的繁荣将促进公共生活中某些直接与物质生活水平有关的规范得到改善，比方说∶由于交通工具的充分提供和享有，人们将不必再去挤车，夹塞或倒腾车票。“高薪养廉”在一定意义上也是有道理的，在现代新加坡的经验中，还加上了一条，即提供优裕的生活条件而使人“不必”去犯某些罪恶。这也就是《管子·牧民篇》所说的“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人们长期为这两句话争论不休，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否认“礼节”、“荣辱”也是道德，不能否认“仓廪实”、“衣食足”也有助于道德，但这“礼节”、“荣辱”并不是道德的主体，更不是道德的全部。我们必须指出，那些直接得到经济发展促进的规范还是只占社会道德规范体系中较小的一部分，也是较表面的属于公共礼仪的一部分。而正因为它们是较表面的，所以容易使人看到这方面的进步，从而也夸大这方面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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