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理念的误区/邵军(3)
三、现行法规与《民法通则》的衔接
为了实践《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高速运输工具等对周围环境有高度危险的作业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如果能够证明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不承担民事责任”的立法精神，《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第七十六条）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按照下列方式承担赔偿责任：（一）机动车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双方都有过错的，按照各自过错的比例分担责任。（二）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之间发生交通事故的，由机动车一方承担责任；但是，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机动车一方不承担责任”。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规定的是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它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在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具体表现形式。
在《道路交通安全法》中，以“（第十七条）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为桥梁，通过“（七十六条）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超过责任限额的部分，通过“（七十六条第二项）有证据证明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机动车驾驶人已经采取必要处置措施的，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的规定，体现《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三条的立法精神。
四、北京错误认定的危害
交通管理首先是要依法消除违法行为，达到预防事故的目的。其次，在交通事故处理中，依法认定交通事故责任，使各方依法承担违法的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刑事责任。事故处理是交通管理活动的最后环节，即使放任了对行人违法的处罚，只要能够在事故处理中使违法行为人承担相应的违法后果，也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行人守法的自觉性，实现亡羊补牢的功效。
《道路交通安全法》及其配套法规、规章建立了交通管理的执法体系，但是，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对行人违法处罚的操作性。长期以来，大量的交通民警和部分领导对行人违法熟视无睹，放任自流，直接造成机动车与行人事故失控局面。在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消除矛盾，强行加大机动车方的交通事故责任，使机动车方承担了相当多的赔偿责任，更加剧了行人违法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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