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私了”现象的法理透视/陈文仓(4)
刑事法律规范的强行性和禁止性，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其上的特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国家的标志之一，任何违反刑法的行为都要受到国家的追究，无论谁都不例其外。民间社会何以会“私了”刑事案件，原因就在于民间社会规范的逻辑使然。在我看来，民间社会规范（主要是习惯法）允许用金钱赎罪，只要考察一下其盛行的地区就可以明白一二。在生产水平比较低下，物质财富比较匮乏的情况下（当然还会有其他的观念因素），用金钱赎罪比施以“以血还血”式的报复刑要严厉的多，也更具有现实的儆戒意义。②人死不能复生，如果因此而剥夺施害者的生命，以暴制暴，则是劳动力的无谓浪费。再者，法谚有云：“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9］与这条法谚相联系的，是盛行习惯法的地区人们的犯罪观与刑罚观。现代刑法所认为的犯罪与民间社会人们所认为的犯罪必然有着较大的出入。③因此，在一个生死相依的熟人社会里，用通行的办法解决现代刑法所认为的刑事案件，仍然可以保持当事者双方家庭、家族之间的和睦相处。反之，既使经过正式的司法程序了解，双方家庭、家族之间仍会继续寻仇，留下不易消除的隐患，造成社会秩序的不稳定。
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的不同逻辑造成了对待犯罪和刑罚上的不同结果。免受双重处罚是保障人权的重要措施。但于此情景，双重处罚却势所难免，尽管作为国家并不情愿看到而且在尽力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一些典型案例中，司法者费尽心机尽力在国家法和民间社会规范之间做出衡平，结果很少会做到皆大欢喜。［10］
必须指出的是，在刑事案件的处理中保持国家强有力的干预是必要的，而且是必须的，这是由刑事法律的性质和使命所决定的，④绝不容许用民间社会规范修改、置换或者规避甚至逃避对犯罪者的刑事制裁，若不如此就无法维持整个社会的最低限度的秩序和正义。
三、对“私了”现象的规制选择
作为一项熟人社会中通行的解纷和息讼机制，在肯定“私了”合理性因素的同时，必须看到，正如“私了”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含义一样，没有什么好名声。在不少“私了”案件中，往往存在着恃强凌弱、强词夺理、混淆视听等等的问题，“私了”似乎成为处于强势地位的当事者的一项特权。正如勒内·达维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不要什么权利，要的只是和睦相处与和谐。”［11］而这种“和睦”与“和谐”，在不少情况下是以不同程度地牺牲处于弱势地位的当事者的合法利益为代价的。在此意义上，“私了”所付出的社会成本似乎有点得不偿失。就笔者所观察，在刑事案件的“私了”过程中，寻求“私了”的往往是加害者一方，而受害者一方只是被动接受。并且，加害一方常常还要动员所有能够动员起来的社会资源，为自己规避甚至逃避国家法的制裁而机关算尽。当然，“私了”的客观结果却能息事宁人，有根除后患的现实功效。在民间社会规范遵行者的眼里，赔人钱物就等于对他（她）生活其中的社群给了一个交代，一个“说法”，是一种悔罪的表现，因而得到社群的谅解当在情理之中。于此情形，加害一方就以此为由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从制定法的角度看，这不妨可以作为量刑的一个酌定情节予以考虑。因此，通行的逻辑就是承认自己犯了罪，但“我”也付出了代价，承受了痛苦，所以赢得国家法的宽大处理合情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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