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的误区——对“法官后语”的思考与探讨/张维璋(6)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是最高层次的社会规范，是受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行为规则，通常情况下它必然地包括被社会普遍认可的道德规范。法律价值取向与道德价值取向有时当然可能会发生冲突，但这只是个别情形，不能因此而将法律与道德对立起来。尽管今天尚未成为法律规范的道德规范明天可能就会上升为法律规范，但法官的天职决定了他只能代表今天的法律发言，而不能代表今天的道德发言，更不能在判决书阐释其道德观念。更为重要的是，没有成为法律的道德观念或相应规范是不确定的，可能因人而异，因群体而异，因地而异，因时间而异。这是法律与道德的重要区别之一。而“法官后语”不能排除法官用个人的道德标准代替案件审判标准的嫌疑。中国现代史告诉我们，传统中国文化的一个重大缺陷恰恰是过多地强调了不确定性的道德规范，忽略了确定性的法律规范，其结果是导致了长久的“人治”。所以，我们切不可抱守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或者在其影响下无意识地给人治创造可能。不能将依法治国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甚至用误解的以德治国来冲击依法治国，那样便会使我们的政法体制改革陷入一个永无休止的循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任何一项改革，都应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上，仅靠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裁判文书改革也不例外。不当的改革不仅不能如其所愿，反而会导致反法治的恶果。为了改革而改革，随心所欲地标新立异，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只会将改革引向“深渊”，步入“地雷阵”。“法官后语”没能实现其正义的理想，反而将裁判文书改革带入了误区，这也给我们提供这样的思考：当我们在苦苦追寻法治的同时，法治是不是离我们越来越远了？面对“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的司法改革杂乱无章的现状，我们是否应该呼唤有计划的、全面的、根本的司法改革？
参考文献
张志铭：《“法官后语”与“情法交融”》，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1月22日。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室：《裁判文件附设“法官后语”的思考》，载《法律适用》2002年第七期。
邹平：《学司法公正的载体 司法公开的视窗》，载《阳光下的裁判》，海天出版社出版发行，2004年7月。
参看E.M.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13—120页。转引自贺卫方：《中国古典司法判决风格与精神》。
米健：《司法改革的创新与统一》，载《法制日报》（网络版），2003年3月13日，http://www.legaldaily.com.cn/gb/misc/2003-03/13/content_1849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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