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法律修改已迫在眉睫(二)------以湖北京山县佘祥林“杀妻”冤案11年一案作续谈/何宁湘(4)
二、湖北京山佘祥林案暴露出我国现行刑事诉讼制度中的重大问题
1、刑事诉讼制度的问题：凡是从事法律工作的人都知道，程序是保证实体问题得以正确裁判的基本保证。在民商案件诉讼中，律师可能向法院提出程序违法的问题，不少法官对律师纠缠程序问题而大为光火。这些能向法院提出程序问题的律师正是在向希望法庭正确适用程序法来保证当事人的实体问题以及合法权益在诉讼中能得到切实保障，这正律师维护法律，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具体体现。在诉讼中轻视程序问题的法官不是好法官，不重视程序问题的律师不是好律师，至少是个不称职的或称业务素质较低的法官或律师。在刑事案件中，程序问题是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在司法机关中，法院审理阶段中的程序问题相对侦查阶段与检察公诉阶段的程序问题显现出来要多些。而侦查阶段与检察公诉阶段中，律师基本无法界入，故其程序问题可以说外界几乎是不知道的，也就是说，在这两个阶段中，存在的程序违法问题不但无界无法知道，就连法律监督机构的检察院也未必知道，法律监督多数是形式和走过场。
而刑事案件的冤假错案往往在其源头——侦查阶段便开始产生，这就是我国刑事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本重大缺陷之处。而这一问题往往被社会舆论归结于刑讯逼供被掩盖，而不被社会所认识。对于人的生命的法律保证，必须依靠法律，实质上就是必须依靠程序法的正确、科学与正确适用，严格执法来作根本保证，而不是靠教育人、提高人的素质等渠道来间接保证。过去公安机关作为专政工具，其对象是敌人，其工作具有秘密色彩，其工作的依据是政策，这种状况是适应过去专政需要的。而今天的公安机关是政府执法机关，是侦破社会存在的各类刑事犯罪案件，其执法的依据只有国家法律，既然是执法就应当公开、透明、公正并接受社会、人民群众以及检察机关的监督。这一问题不解决，冤假错案产生的势头将永远不可能得到扼制，更不可能从根本上得以避免。
2、刑事审判中的程序违法：对于侦查阶段或审查起诉阶段中违法问题，原本理论上可以通过审判程序中正确适用程序法律来加以克服与避免，一个完成的冤假错案，无疑审判程序中也存在严重问题。
在佘祥林案中，“陈卫东说，本案中，高院存有滥用发回重审的嫌疑。刑事二审程序中，上级法院如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既可以裁定撤销原判，发回重审，也可以在查清事实后改判。但在立法本意上，发回重审应该列为特殊情况。此案中，佘祥林被判决两次死刑，高院在审理案件中，发现5个疑点，讯问承办民警了解原审定罪量刑的重要依据“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却没有查清事实后改判。此前，湖北高院的发言人也称：在案件办理中顶住了“死者的亲属上访和220名群众签名上书”的压力，由于案件关系复杂、矛盾尖锐，受外界干扰较多。陈卫东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二审法官一般不愿意让案件在自己手中作个了断，就裁定发回重审，回避矛盾。陈卫东认为，本案说明“发回重审”制度存在弊端。另外，近年来建立的“错案追究制度”使法官个人的经济收入、升迁前途与案件的处理情况有着越来越多的联系，这也使得法官愿意将这种职业风险加以转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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