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和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段彦(5)
笔者认为，当两种迥然不同的法律价值发生冲突时，只取其中某一种价值必然以牺牲另一种价值为代价，价值的取舍难以回避。“只因为警察的微小错误就让罪犯逍遥法外”的确是不小的代价，但这是一个“将个人权利和自由看得很高的社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美国最高法院克拉克法官指出，“如果必须给一个罪犯自由，那他就得到了自由。但是，这是法律给他的自由。一个政府不遵守自己的法律，或更糟的是无视其所赖以存在的宪章，比任何事情都能更快地摧毁这个政府。” 。因此强调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必然要求原则上排除非法证据的效力。但正如上文所述，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正义只能是一种“不完善的程序正义”，即使完全恰当地遵守每一项程序，也很难保证在个案当中实体公正的全面实现，而发现案件事实并据此作出公正裁判毕竟是司法的终极目标，这又决定了确立非法证据排除原则并不等于对所有以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均不加选择与分析的一概予以排除。
三、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规则及其存在的问题
客观地讲，我国新的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已确立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 对刑事司法实践特别是对侦查和审判活动的规范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从程序公正优先的要求或至少是从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角度看，我国的刑事非法证据规则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
（一）、从法律渊源看，主要依靠司法解释的形式规定非法证据规则，规范性水平较低。从严格意义上讲，司法解释并非我国法的正式渊源，将非法证据的主要内容特别是非法证据的效力规定于上述解释当中，与证据制度在刑事诉讼中应有的地位极不相符，至少表明立法对程序公正的独立价值和人权保障的重要意义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二）、从非法证据的排除范围来看，仅就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效力作出了规定。对以非法手段获取的其他证据可否采用并未加以规定。
（三）、从规范的深度来看，对司法实践中已经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情况没有提及，反映出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缺乏适应性和预见性。
（四）、从制度的完整性来看，虽构筑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雏形，但对保证这一规则顺利实施的相关配套机制缺少必要的设计，一定程度上有形同虚设的危险。
四、我国刑事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的理论构建
（一）、将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规定于刑事诉讼法中，提升其在整个刑事诉讼中的地位
非法证据的取舍关涉到具体案件的审理结果，其深层次体现了秩序、公正、效率等多种价值的交融和冲突，对其正确认识与合理解决是刑事诉讼法的基础性问题，又由于证据制度在诉讼中的核心地位，也就决定了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因此，刑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刑事诉讼法律体系中应置于较高的位置。目前我国主要以司法解释的形式体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模式与证据制度本身的重要地位极不协调，也不适应司法实践的需要，应通过立法程序将其主要内容规定于刑事诉讼法典之中，同时将其作为一项基本原则在刑事诉讼法总则中加以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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