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背景·读书·法学教育 ——读梁治平等《我的大学》/贺胤应(2)
通过进一步考察，我发现，这些学者甚或“大师”级人物之所以具有一定甚或扎实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背景，除了兴趣这一至为重要的因素外，似乎就只有一条路：读书，勤奋的读书。书中的许多作者都是这样过来的。顾培东说：“作为彼时西政研究生的一员，三年期间，我不敢有丝毫的疏懒与懈怠，读书和写作构成当时生活的全部内容”（第262页）；从小就喜欢读书且有点读书“狂”的舒扬更是认为：“一个喜好阅读的人，如果不去上学，肯定是一种巨大的损失”，他把读书和读书的过程视为自己生命的年轮（第274—286页）；张卫平也谈到许多同学“学习的劲头是如此之大，疯狂阅读各种书籍”（第139页）；李少平当时“找来一切可读的书来看”，认为“一本好书，就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第94页）；其他人，如舒扬提到的读书最用功的叶峰、江必新、夏勇（第284页），读书读的没有星期天甚至达到忘我境界的潭世贵（第296页）等都让我由衷地敬佩。此外，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我们知晓，政法学院都属于灾后重建，可读的法律书籍少的可怜，可以推测，他们当时读的书在类型上来说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书籍。
前辈们读书如此用功，然而，今天的法学院学生却由于种种原因很少读书了。笔者今年五月有幸参与了所在年级的一次学生综合状况问卷调查的策划、统计和分析工作。发现大学三年来，全年级近600名学生中竟然有23%的学生没有读过一本法学著作（教材除外，下同）；52%的学生读了1—3本法学著作；15%的学生读了3—6本法学著作；6%的学生读了6—9本法学著作；4%的学生读了9本以上的法学著作（注2）。 作为法律专业的学生阅读自己本专业书籍的情况都如此糟糕，对于其它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书籍的阅读就更不敢想了。
法学院学生读书少甚或不读书，有两方面可能的原因。一是从来不喜欢读书；二是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关于前一种原因，我认为发生的概率十分低。首先，一个能考入大学的学生，足以证明其智力不低，对学习有一定兴趣，不会不喜欢读书。其次，自党中央、国务院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以来，法律专业日益火暴，报考的学生逐年增多，法律专业的录取分数线也水涨船高，如笔者所就读的学校，虽属二本，但招来的学生大多都上了一本分数线。因此，就高考这一标尺来衡量的话，法学院学生的素质明显高于其它同类专业（如中文、历史等），从这一点言，法学院学生甚至比较喜欢读书。关键是后一种原因。法学院学生没有时间或顾不上读书，他们的时间都“消费”在什么事情上了？每一位对当下中国大学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看到这样的现象。许多学生刚踏入校门，就被各种各样的过级过关考试吸引了过去，形成：大一开始考计算机，大二开始考英语四六级，大三大四开始复习考研考公务员及参加各类职业资格考试（注3）。 同时，以期末考试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且具有实质意义（奖学金）的评价体系，也使许多同学在很大程度上继续沿用高中阶段的老一套学习进路，抱守残缺，仅局限于上课、读教材、考试突击复习、争取分数，视野得不到扩展。大学标榜的是一种素质教育，实则仍然是一种变化了形式的应试教育。这一点，全国的大学和法学院基本是一样的。在应试教育的体制下，学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读书自然没有时间。前面关于读书的调查情况在许多大学都存在，有的甚至比这更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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