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论文/付百平(2)
（三）、监察制度。雅典的监察制度已经相当发达，陪审法庭除是最高司法机关外，还是最高监察机关，有批准或否决五百人议事会的权力。此外公民也可以行使监察权。在雅典，官员的当选必须经过公民的严格监察。
1、在任职前其资格需先经审查，包括：出身、财产、人品、信仰、是否尊重父母、是否服兵役等。以执政官为例，其资格由五百人议事会作初审，如有问题则提交法院判决决定是否任职。
2、官员任职期间也要收到审查。如执政官和将军在每一主席团中都要举行一次信任投票，看他是否称职，如果这种投票反对任何一个官员，他便要到陪审法庭受审，如有罪，则判决他的刑罚或罚金，如果无罪，他将复职[3]（p64）。
３．官员在其任职期满后，还要接受审查。在其离任时，会有专人对其在任职期间的财产进行审查，如有贪污或者受贿，即送交法院判决，通常对其课以非法所得的十倍罚金［４］。
４、不法申诉。任何雅典公民认为某项法令违法，都有权向陪审法庭提出控诉，在控诉期，该法令暂停实施，如作肯定判决该法令就会被撤消。
５、贝壳放逐法。他是克里斯提尼立法改革最富有特色的一种制度，这一制度是针对那些滥用权力，危害国家利益，侵犯公民权利的官员而设置的。每个春季非公民大会，先用口头表决方式提出是否有被放逐的人，如果有就召开第二次会议，每个人都在陶片或者贝壳上写上他认为应被放逐人的名字。
（四）、行政制度。五百人会议作为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负责处理政务，为公民大会准备提案和主持大会。雅典的行政官员都是义务职，不支薪金，而且分工明确，主要有六个司法行政官、祖执政官、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下面又设有各级大小官员。但他们产生的方式不太相同。六个司法执政官及他们的书记均由抽签选举，而王者执政官、祖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各有两个助理，由他们自己选举。这些人的资格在其任职之前都由陪审法庭审查，卸任时并需作报告。
二、雅典民主政治的局限
雅典的民主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涵盖了民主政治的内在要求，在机制上实行任选制；在形式上赋予全民参与的机会；在实践中，到伯里克利时期也彻底摆脱贵族的控制，出现了“三权”的雏形，但不可避免地存在历史因素导致的局限。
（一）、权利产生的局限
１、“公民权”的限制。雅典人的公民意思相当强，在城邦的政治生活中只有雅典的公民才享有其权利，公民称号和公民权对于雅典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一个人如果只拥有巨额的财富和出身于名门世家，而不享有公民权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而事实上雅典通过对公民权的限制来剥夺广大下层劳动者的民主权利。在古代希腊语中公民Polis源自于Polites，后者是城墙的意思，Polis本意就是住在城墙里的人，古代拉丁语中公民Civilis也和城墙Civitas有关。公民社会在古代地中海世界最初形成便是在城邦之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墙内的居民都有着同等的地位。公元前４３１年雅典居民人数约为４０万，而享有公民权的只有４.２万，只占总人数的１／１０左右［５］。（１）、并非生活在雅典城邦的所有人都当人看，在雅典１／３以上的奴隶被看作奴隶主的财产和工具，可以自由买卖。在罗马，曾经只有罗马本邦人才是罗马的公民，即便是被称为“罗马人的盟友”的意大利人也不具有公民资格，罗马的公民社会结构范围过于狭窄（２）、也“并非所有被当人看待的都可以成为雅典公民，外邦人和工商业者都不享有公民权”［６］。（３）、“一个雅典城邦公民权的获得一方面要看其父母是否都是本邦公民”［３］（P189）。另一方面要看其是否有与其公民资格相适应的土地。（４）、在雅典从事工商业的大多是奴隶和外邦人，“本邦人如果从事工商业达到一定期限也会被取消其公民资格［７］”。（５）、占成年人口一半以上的妇女，不分其阶级一律不享有公民权，更谈不上参加城邦的政治活动。妇女在雅典地位极其低下，这与古希腊的传统习俗分不开。就统治能力来说，柏拉图认为：“在治理国家方面，女人也能干，但在干一切事物时女人总比男人低下［８］”。亚里士多德则进一步指出：“男女之间的高低之分是合乎自然的，因为男人能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欲，而女人往往成为情欲的俘虏。”作为其他民主权利基石的公民权之狭隘性暴露了雅典民主政治实质上仍然是奴隶主专政的一种形式，国家政权始终把握在他们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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