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死亡权的特点及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刘长秋(5)
死亡权所具有的上述几个方面的特点对立法提出了新的、不同于传统普通法定权利的要求，这给立法者带来了相当大的挑战。由于实践中已经存在许多病人自愿要求对自己实施安乐死的相关案例，且客观上也具有对符合一定条件和要求的病人实施安乐死的需要，因此，立法者应当在审慎衡量人们的死亡权问题的基础上，在立法中对人的死亡权作出规定。这样一来，法律应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对待死亡权，便成为立法者乃至立法理论工作者所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三、法律对待死亡权的应有态度：对我国死亡权的立法设计
在我国，就现阶段而言，立法尚未明确涉及安乐死合法化的问题。这就说明，我国现行法律还没有对人们的死亡权加以认许。因此，死亡权在我国目前还只是一项自然权利，还没有被提升到法定权利的高度。而另一方面，由于安乐死问题已经在我国现实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并且其合法性已在相当程度上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所以，社会的发展以及利益与自由保障的需要决定了其必然也会象生存权一样，最终需要被提升为一项法定的权利。对于立法者而言，科学合理地设计死亡权便成为其所肩负的一项重要历史使命。那么，立法者应当怎样去具体设计死亡权呢？或者换句话说，法律应当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去规定死亡权呢？
笔者以为，由于死亡权本身所具有的不可诉性和浓厚伦理性，决定了立法者在对死亡权进行设计的时候，只宜将该权利加以虚置，即：立法在规定死亡权的时候不应当为该权利配备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这一点无疑使得“法定死亡权”具有了一定的法理悖论性。因为，从法理上来说，“法律不仅应当宣示权利，而且还应当同时配置救济的各种程序。”[7] 也就是说，对某一项具体权利而言，其对法律的要求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宣示以确认该项权利，也就是将原本处于自然状态下的该项权利升格为一项法定权利；其二是从程序上就该项权利提供救济，也就是在该项权利受到不当侵害时，通过司法方式对其提供保护。而对死亡权而言，法律显然只能够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一个要求——宣示该项权利，而无法满足权利对法律的第二个要求——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那么，对于死亡权这种“法定死亡权”来说，假如它仅仅得到了法律的宣示而没有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则是否会有悖法理呢？
笔者以为，权利对法律的上述两个方面的要求都不是绝对的。就法律对权利的宣示而言，并不是所有权利都应当得到法律的宣示。法律是否宣示或确认某一项权利主要取决于一定的社会事实，或者说是取决于一定社会的需要，只有当产生了相应的社会需要并具有了加以立法宣示的必要条件时，法律才会对某项具体的权利加以宣示。而就法律应当为权利提供司法救济而言，这一点也不并不是而且也不应当是绝对的。某些特殊的权利，尤其是那些伦理色彩很强的权利，便不宜被配之以相应的司法救济程序，如妻子对丈夫所享有的配偶权受到侵害，便不享有诉权而得到救济。所以，严格来讲，法律应当在必要的时候宣示权利，并应当对普通的权利配置救济程序。这样看来，法律对死亡权的虚置也是不违背传统法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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