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价值评估/周介昆(4)
国家运用刑罚治理犯罪，是通过刑罚权的分配和运行得以实现的。刑罚权一般可分为四项权能[9]，即制刑权、求刑权、用刑权（又称量刑权）和行刑权。制刑权，即国家立法机关创设刑罚的权力，包括设立、变更、废止刑罚的权力；求刑权又称追讼权或起诉权，是指请求对犯罪嫌疑人判处刑罚的权力；用刑权即对犯罪嫌疑人决定适用刑罚的权力；行刑权即对罪犯执行刑罚的权力，是整个刑罚体系的最终环节。
行刑权是一项独立的刑罚权能，它是指以监狱为代表的刑罚执行机关对犯罪分子执行刑罚的刑事司法活动，是实现刑罚权的最终落脚点和关键所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戈尔丁所言：“对于一个普通公民来说，……他基本上是根据法律的刑事部门来认识法律的。在这一部门中，法律与法律实施似乎无可摆脱地纠缠在一起。法律的象征意义与其说是立法者，不如说是警官，后者的任务是预防犯罪、侦破案件和逮捕犯罪分子。然而法律的实施过程并不仅限于此，它的顶点是在审讯和定罪的复杂过程之后对犯罪所实施的刑罚。[10]”尽管这一论断是针对整个刑事司法而言，但同样说明了以监狱为代表的行刑机关对于刑罚活动的重要性以及普通公众认识法律的重要性，它是普通公众初步认识法律的最后环节，法律是否民主、谦抑、人道和平缓无不从监狱行刑过程中体现出来。基于此，国家为了规范刑罚执行活动、弥补刑事执行法的空白，《监狱法》得以出台。因此，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规范监狱行刑活动的《监狱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一样，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监狱是刑罚最终的和集中的体现者，也是国家施政政策和法律制度的特殊检验者。“实际上监狱行使的是行刑权，我国的刑罚权分为几个部分，包括侦查权、起诉权、审判权，最后是行刑权，我觉得行刑权对于国家刑罚权的实现是最后一个环节，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现在的社会对这一块是比较忽视的，把人抓了，判了，送到监狱，改造得怎么样，就不大管。这个工作没有做好，导致再犯率、累犯率都很高，回头对社会造成危害，又需要抓人、判刑，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所以监狱法制的改革应该提到这个司法体制改革的大的范围之内、国家的法制建设的背景下来考虑。所以，监狱改革与发展是关系到国家司法体制如何转变的问题。[11]”减少乃至消除犯罪几乎是所以统治者和善良人们的共同愿望，随着犯罪现象的加剧，其施加给我们的影响和压力也越来越大，人们不断地修改修正《刑法》与《刑事诉讼法》，但是事与愿违，犯罪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加剧了，这迫使人们不得不把目光转向刑罚的执行与刑事执行法。刑罚的确定解决的只是刑罚实现的基础，而刑罚实现必须通过刑罚执行才能实现其真正内涵。“刑罚的制定和适用、刑事法创制和实施，都要在监狱行刑中得到实现。故此，从认识到理论，从立法到司法，从刑罚的制定到刑罚的适用，都重视和直面监狱行刑这面镜子，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地制定刑事政策、进行刑事立法与司法改革的要害之一。否则，如果割裂了它们之间的这种关联，忽视了监狱行刑所具有的影响和检验作用，那么，不仅是首尾不能相顾，甚至就是本末倒置。”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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