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法的法律地位及价值评估/周介昆(7)
2、《监狱法》的制定和实施完善了我国刑事立法与司法体系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的刑事法律体系由三大部分组成：规定犯罪与刑罚的刑事实体法即刑法、确保程式公正的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和规范刑罚执行活动的刑事执行法。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中有《刑法》、《刑事诉讼法》，但没有规范刑罚执行活动的完整、统一的刑事执行法，这不能不说是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一个缺陷。但是在以自由刑为中心的刑罚时代，监狱作为自由刑的执行场所，《监狱法》的颁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刑事执行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应当说《监狱法》的颁布和实施远远超出了其本身的独立意义，而且直接地表现为其对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重大作用。监狱法的建立，使中国以刑事实体法、程序法和执行法为基本框架的刑事法律体系基本建立起来；这些法律的全面实施则使中国的刑事司法开始进入整体或全体性的法治状态。而且解决了长期以来中国刑事司法领域存在的若干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诸如监狱的国家刑罚执行机关的性质和任务问题，监狱作为国家司法机关的主体地位问题，监狱生产和罪犯劳动改造的关系问题，等等。[16] 总之，《监狱法》的颁行把中国刑事司法活动中的刑罚执行纳入了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
“刑罚权是基于犯罪存在的，对犯罪人实行刑事惩罚的国家权能，是国家统治权或者说国家主权的组成部分。[17]”刑罚权的产生是国家权力分化的结果，而国家权力实现最终依赖于社会组织结构的运作。随着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社会结构日益复杂，国家权力的功能日趋分化和专门化。对于刑罚权来说也同样如此，刑罚权作为国家依法惩处罪犯、改造罪犯的权力，其具有内在的独特的结构。由过去刑罚追诉、刑罚裁量、刑罚执行各权能混为一体逐渐演化为不同的权能分别由不同的专门机关行使。一般认为，国家刑罚权的完整内容包括制刑权、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18]等。刑罚权被分为四个权能正是其功能日趋分化和专门化的结果。随着刑罚权功能的分化和专门化，刑罚权的四个权能也由不同的专门机关行使。在我国刑罚权的运作机制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行使制刑权，公诉机关即检察院行使求刑权[19]，法院行使量刑权，监狱行使自由刑的刑罚执行权。但是，在《监狱法》颁布前，我国的刑事法律体系结构中，竟未规定专门的行刑机关，也未规定监狱为专门行刑机关，且没有明确监狱的性质和法律地位。因此，监狱在其发展的历史中在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沦为审判机关或行政机关的附庸和补充。这违背了刑事司法机关各司其职、相互制约和刑事司法专门化的原则，从而影响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刑罚实现源于制权，始于求权，定于量权，终于行罚，刑罚执行使刑罚由应然状态和宣告状态最终转化为现实状态，刑罚目的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刑罚执行。确立专门的、独立的刑罚执行机关不仅仅是理论使然，也是客观需要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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