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综述/林伟平(3)
(一)受传统侦查价值取向的影响。长期以来，我国的侦查模式属于以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基础的完全"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诉讼结构缺乏科学性，侦查阶段只有控辩双方，缺少审判方。作为控方的侦查机关以强大的国家权力为后盾，几乎可以不受限制地行使各种强制措施和专门调查手段。如对于涉及当事人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窃听、邮检等秘密侦查手段的采用，完全由侦查机关自行决定而不受任何外部监督。在司法实践中，有罪推定的封建残余思想依旧影响着一大批司法人员。有的司法人员不惜采用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非法手段来获取实体真相。
(二)"如实回答"义务在立法上存在缺陷。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为防止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行为设置的一道制度屏障。我国刑事诉讼法不但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反而明确规定了如实回答的义务。这与控方负举证责任的无罪推定原则相违背，在实践中也助长了刑讯逼供等暴力取证之风。
(三)立法上未明确禁止使用非法证据。刑事诉讼法第43条并未明文禁止使用非法收集的证据，而且高检、高法执行新刑事诉讼法的有关司法解释，对于非法证据的使用也仅以严重损害犯罪嫌疑人或其他公民的合法权益者除外。而"严重损害"的标准不明确，是否构成"严重损害"由司法人员自己判断，使非法收集证据的行为常常可以逃避法律的制裁。其结果是导致了司法人员滥用职权侵犯人权，破坏法治和人道主义原则。
(四)羁押制度存在着漏洞，异化为办案的附属工具。我国刑事诉讼法仅规定了拘留、逮捕、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并没有专门的关于羁押的规定。而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与羁押是有区别的。大多数的法治国家将拘留或逮捕作为强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到案的一种手段，仅是一种短暂性的措施，而羁押则为一种具有较长的持续性的法律状态。在对犯罪嫌疑人拘留或逮捕而强制到案后，如果认为有继续羁押之必要时，侦查机关必须向法院申请。而在我国，羁押成为采取拘留、逮捕强制措施后的当然后果，不具有任何独立性。
(五)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使质证丧失了公平的基础。我国修正前的刑事诉讼法实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的"卷宗移送主义"，但为了防止法官"先定后审"，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将原来的全案证据移送改为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由于法律缺乏庭前证据开示制度的规定，这既不利于庭审时主持控辩双方的质证活动，也不利于及时查清事实真相，容易造成诉讼拖延，致使当事人诉讼权利乃至实体权利都化为空中楼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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