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求打击犯罪与保护人权的平衡点—－刑事诉讼中当事人合法权益保护问题研讨会综述/林伟平(7)
(二)强化检察监督权。我国的检察机关通过审查批捕、审查起诉的方式对侦查活动进行监督，具有事后监督的性质。这种监督因缺乏后续的制约措施而使得纠错机制难以健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进一步强化检察监督权，发挥检察监督在人权保障特别是程序性人权保障中的作用。首先要在监督方式上改变事后性监督和书面性监督为同步监督和直接监督并用，给予检察机关的侦查参与权;其次是要确立检察官对侦查人员及其侦查活动进行评价的制度，给予检察机关取舍证据的权力和确认违法侦查行为无效的权力;再次是要确立侦查人员的控诉辅助义务，在检察院提出公诉后，随
时依据检察机关的要求收集新的证据。
(三)建立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在我国的刑事侦查程序中应进一步贯彻权力制衡原则，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有的代表主张，在不改变我国现行法院体制的前提下和完善现行审前程序的基础上，在审判机关的立案庭设立刑事司法审查组和刑事司法审查法官，专门负责对侦查机关提请适用的刑事拘留和逮捕等强制措施的合法性进行司法审查。对于符合刑事拘留和逮捕条件的，由审前法官签发司法令状。为此，可以考虑取消检察院的批捕权力，保留其检察、监督公安机关侦查活动的权力。
(四)建立与侦查机关相分离的监所羁押制度。由于目前我国的看守所隶属于侦查机关，对讯问程序是否合法很难进行客观的监督，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旦被羁押，其权利往往无从获得保障。因为单从理论上看，将诉讼的一方完全置于另一方的控制之下，就已经违背了控辩平等的基本诉讼原则。从实践经验来看，侦羁合一的管理体制也确实构成了对犯罪嫌疑人基本权利的威胁。因此，使羁押场所与侦查机关脱钩，实行监所中立，不仅能有效地防止刑讯逼供，而且可以在被告人当庭翻供时为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提供可信的证明，解决非法证据的证明难题。
(五)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主体地位。1996年修正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介人，但这种介人只是一种有限介人，律师扩大了的权利徒有虚名。造成这样局面的关键原因，是我国立法上没有明确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来看，只有把侦查阶段律师的诉讼身份界定为辩护人，才能合理地阐释律师在侦查阶段发挥的职能作用。因此，有的代表主张在刑事程序一开始的侦查阶段，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赋予律师的各种诉讼权利，包括秘密会见权、通信权、在场权、调查取证权和刑事豁免权，使处于弱势的犯罪嫌疑人在专业律师的有效帮助下，能够同强大的控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平等地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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