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长沙）信托国际论坛综述/张军建(3)
二、信托立法与信托法制
三年前，《信托法》的出台翻开了我国信托发展史的新篇章，为建立本土的信托制度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三年来，以《信托法》为核心的信托法制框架正在紧锣密鼓的构建之中，并将不断成熟和完善。与会者密切关注《信托法》的解释和完善以及其他配套立法。
关于《信托法》颁布和实施的背景，江平认为，一是民法体系正处于建立和完善之中，尤其是正在制定物权法；二是社会结构处于深刻的变革中，并且经济发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深刻影响。王连洲则对《信托法》致力于信托制度本土化的有益探索作出了阐释：第一，“信托”概念中用“委托”替代传统信托的财产权“转移”，是为了使国人在传统的财产理念上较容易地接受信托制度；第二，将“委托人”专列一节来规定，是为了平衡信托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关系和保障信托目的的实现。毋庸置疑，《信托法》对于在我国确立信托制度，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但完善和发展这部信托基本法的道路还非常漫长、曲折。
关于我国《信托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洪裕硕认为，这参考了以往“信托前”的解释论，即设立信托前的债权人可以对信托财产强制执行，但该条中“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的规定则可能被狭隘地解释为“把信托财产作为目的债权设定抵押权”。他建议，对此继续予以探讨。关于《信托法》第二十五条，夏斌认为，仅有原则性的规定是不够的，具体如何“诚实、信用、审慎、有效”管理信托财产，还需要进一步制定行业经营准则，并在信托活动的业务流程、岗位职责、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财务制度以及不尽责履行合同的惩罚等方面制定具体的规定。张军建、王巍认为，“诚实”、“信用”、“审慎”、“有效”之间的含义重叠且界限模糊，有必要在解释时确立各自的衡量标准，以便于执法和司法。关于《信托法》第六十条，江平认为，条文只对公益信托的目的做了性质上的界定，并没有规定具体的认定标准，还需要进一步解释。而对于《信托法》第六十二条，他指出，目前公益事业管理机构没有明确到位，这使得公益信托管理中的很多事项无从批准，公益信托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他建议，借鉴现行《基金会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公益信托的具体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仍处于确立信托制度的适应性探索中，王连洲指出，目前的信托法制还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如信托财产应登记而未登记的情况下，法律只规定信托无效，却未明确规定不得对抗第三人；法律也没有直接规定受托人应当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法律对受托人因违反规定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而对受益人应承担的责任有弱化之嫌。北方国际信托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的马亚明建议，尽快通过修改《信托法》确认信托受益证书（合同）作为有价证券的法律地位，以改善目前信托产品的流通机制。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修改建议，对《信托法》的解释和实施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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