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简易程序价值论/高一飞(6)
其次，从简易程序与利益实现的关系来看。在简易程序中辩诉交易的争论涉及的问题相当复杂，当然也涉及到它是否改变了实体正义的问题，但赞同者认为辩诉交易可以产生比当事人主义的陪审裁判更为公平的结果实现个别化的正义，因为制订法规定的刑罚常常过分严厉，通过辩诉交易可以使刑事司法更能适应具体案件的各种特殊情况，另外罪与非罪的界限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除了明确的有罪和明确的无罪属于黑白分明的以外，还有大片的刑事可罚性不太清楚的黑色地带，当被告人的行为处于该地带时，与其通过审判程序作出非此即彼的结论，倒不如通过辩诉交易获得一项折衷的判决。
经济分析法学派对辩诉交易的合理性解释。波斯纳注意到了辩诉交易可能受到的两方面的批判。这两方面的批判是：其一，辩诉交易否定了被告人的审判程序保护权；其二，认为它将减少课刑。对经济分析法学派的学者而言，这两种批判都不具有任何说服力。 如果刑事诉讼双方的当事人不能从和解取得比诉讼更多的收益，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会将其权利诉诸法庭；由此，刑事被告放弃其有权在审判时取得的程序保护权是得到补偿的。在此，波斯纳把放弃的权利作为一种投入，把因放弃一种权利而得到的另一种权利作为一种收益作为一种解释，从而使被告人自身行为中权利和效益统一起来，通俗地说就是指被告人权衡利弊之后它所得到的权利大于其失去的权利。它是假定在每一个人都是经济人并且会明智地选择利益较大的前提之下的，即“人是其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因此总的来说并没有侵害被告人的权利。
另外一方面，从控诉方及被害人的利益实现来看。假定起诉预算是固定的，那么如果允许辩诉交易平均刑期就有可能比不允许辩诉交易重，因为检察官可能用辩诉交易节约下来的钱准备一个辩诉交易失败时更有利的案件。这是否意味着辩诉交易对被告整体是不利的呢？波斯纳认为不会，因为这时被告人也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选择，因为它也是自利的理性最大化者。
也许辩诉交易给人的直觉是不受欢迎的，那么是否可以通过增加法官的数量来减少辩诉交易呢？实际上诉讼交易的发生率取决于谈判和诉讼的相对成本，诉讼结果的不确定程度，而这些因素与法官数量无关，因而法官的增加不会影响辩诉交易的比例，何况法官数量的增加要受到各种限制。如果禁止辩诉交易并且不增加法官数量其结果只能是刑事审判侯审时间大幅度增加，被保释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下降，而审判前被监禁的人们的预期处罚成本就会增加（除非他们能成功地证明延迟审判侵害了他们的宪法权利）。由于诉讼的成本要比辩诉交易高，而这些成本的主要部份是由政府和援助性律师承担，而不是刑事被告人承担。尽管平均刑罚并不会由于其是否通过辩诉交易而受影响，但由于通过审判比通过辩诉交易更容易造成无罪开释或极严厉的刑罚，所以其科刑的变化幅度扩大，这就会对预期处罚成本产生附加的风险。 所以，无论是从政府还是从被害人的角度来考虑，采用辩诉交易的方法来解决案件，在实体利益上都是一种划算的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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