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无权处分的效力/翟鸣飞(5)
对于第二个理由，认为我国《合同法》第132条为强制性规定，而得出无权处分合同无效的结论，也不能成立。因为，《合同法》第132条第1款的规定并非强制性规定。从实质上看，强制性规定属于私法自治的例外和必要补充。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只有当事人的合同约定妨害或有可能妨害国家利益或者公共利益的时候，才有必要在法律上设置强制性规定。在买卖合同中，出卖人有无处分能力，仅涉及特定当事人之间的利益，于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并无大碍，因而无国家干预的必要。 在形式上，强制性规定是法官据以判案的依据，是法律上的裁判规范，它应当对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做出安排。因此第132条第1款并非合同法上的强制性规定，而是属于《合同法》上的倡导性规范。
（二）对于有效说
有效说是建立在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立法模式上，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和地区为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即债权行为和处分行为即物权行为，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则以行为人具有处分权为核心要件。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处分人虽然没有处分权，但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只是影响物权行为的效力。《德国民法典》第185条规定：“（1）非权利人对标的物所为的处分，经权利人事先允许者，也为有效。（2）前项处分如经权利人事后追认，或因处分人取得标的物时，或权利人成为处分人的继承人而对其遗产负无限责任时，为有效。”但是《德国民法典》所规定的效力待定实际上是指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而不是指债权行为效力待定，债权行为不因无权处分人没有处分权而受到影响。正如德国学者梅迪库斯所指出，“法律行为处分禁止在物权上的无效性，不应当影响某项不为处分的义务在债权上的有效性，也就是说，负有处分禁止义务的人虽然能够处分，但是他不应当为处分。”
我国台湾学者王泽鉴先生曾经专门以出卖他人之物的行为为例，分析了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他认为，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属债权行为，仅发生债权债务关系，债权行为不以出卖人有处分权为必要，出卖人对标的物虽无处分权，买卖合同仍然有效 。
但是，该学说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有效说没有区分相对人是善意还是恶意，而认为合同一律有效，这对真正权利人的保障十分不利，因为无权处分行为极为可能造成对权利人的利益的损害。妨碍其正常地享有和行使财产权，尤其在相对人恶意的情况下，如果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一概有效，那么不仅对权利人的意志和利益是一种漠视，对正常交易的秩序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在无权处分的情况下，尽管需要强调对相对人的利益的保护，但也要视其是否善意而定，如果相对人是善意的，则根据有效的债权行为而加以保护；如果相对人是恶意的，则应把保护的重心移至真正权利人的利益上，不能为了保护动的交易安全，而忽视对权利人权利的静的安全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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