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罚金刑的困境与出路/宋绍青(3)
法律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的内容在任何时候都不能脱离一定的经济基础而存在。罚金刑是以剥夺犯罪人的一定财产权利内容的刑罚方法，这就决定了罚金刑的适用范围及罚金数额与老百姓的富裕程度密切相关。要使这种刑罚方法真正发挥其应有的刑罚功能，前提条件是被判处罚金刑的人有财产权利可供剥夺。如果被判罚金刑的人根本无财产权利可供剥夺，其结果 只能是即使判了罚金刑，也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纸空文。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一方面，改革开放20多年来，综合国力大为增强，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较大提高。但是，另一方面，普遍的物质生活水平还不很高，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还仅仅是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远远说不上富裕，而且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发展贫富差距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些国情决定了我国无论是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还是罚金数额都不能与发达国家相比。
（二）立法中存在的问题
1997年刑法对罚金刑的修订脱离了我国的国情，集中表现为盲目地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过于机械地规定罚金的数额。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于罚金数额的规定。在旧刑法中，罚金的数额均为概括性的规定，即刑法没有规定应当判处罚金的绝对或相对数额。[5](P308)在审判实践中，法官可以根据具体的案情决定罚金的数额 。在以后颁布的单行刑事法规中，罚金的数额渐趋具体化。而修订后的刑法兼蓄并收，对罚金数额的规定主要有四种方式：一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如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二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百分比确定。如刑法第二百二十八条规定：“以牟利为目的，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权，情节严重的……并处或者单处非法转让、倒卖土地使用要价额5%以上20%以下罚金……”；三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倍数确定。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七条规定：“伪造或者倒卖伪造的车票、船票、邮票或者其他有价票证，数额较大的……并处或者单和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四是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如刑法第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未经注册商标所有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相同的商标，情节严重的……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在对罚金数额作了具体规定的情况下，罚金数额有着明确的下限，没有法定或特殊的减轻情节，法官便不能在法定下限以下判处罚金，否则便是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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