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罚金刑的困境与出路/宋绍青(6)
（二）是建立罚金刑监督执行机制。[9]一般的民事、经济、行政、刑事附带民事等执行案件，都有申请执行人，申请人会不断地要求法院执行，而单处或并处罚金的案件，罚金执行到位后要上缴国库，法院既代表国家行使权力，又代表国家执行这一权力，如果没有一定的监督执行措施，势必影响其效能的发挥。
（三）科学理解刑法的规定，力避空判现象发生。
1、虽然现行刑法没有规定在确定罚金数额时应当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但法官在具体判案时却不能忽视这一因素。尤其是在法定罚金数额不具体的案件中，更不能忽视这一因素。现行刑法规定犯罪情节是决定罚金数额的唯一依据，据此，情节严重的，罚金数额应当多些，情节较轻的，罚金数额应当少些。从罪刑相适应的角度看，这一规定无疑是合理的。[10]但是，由于罚金刑的内容具特殊性，这就决定了对相同数额的罚金，不同的犯罪人具有不同的刑罚适应性。罚金刑作为附加刑，其主要的功能应该是使犯罪人在经济上占不到便宜，剥夺其再犯的能力。因此，人民法院在对犯罪人决定判处多少罚金时，除了考虑犯罪情节外，还应考虑犯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如果数额较多，超过犯罪人的负担能力，犯罪人就会无法缴纳或缴纳后严重影响生活，这对教育改造犯罪人和争取他们的家属都不利；反之如果数额过少，则会使犯罪人感受不到经济惩罚的痛苦。
有人提出，确定罚金数额时考虑犯罪人的经济状况，违背适用刑法一律平等的原则。其实，这是对经济刑罚观的偏颇理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的确立和发展，金钱作为“凝固化或具体化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人实现自由的程度，对金钱的剥夺在某种程序上也是对自由的剥夺。当今最能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的并不是单一刑种的运用，而是对被告人的人身自由与金钱的双重剥夺。法官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实施双重剥夺时，考虑被告人的不同经济状况对自由刑和罚金刑进行不同形态的并科组合。尽管组合中二者在量上不同，但他们之间的组合在所追求的公正与效益的总体价值方面是可以互相接近甚至等价的，这种追求的现实意义在于既符合刑罚的理念，又便于刑罚的落实。另外还有人认为这样是以钱赎刑，其实这种看法也应该予以否定，首先罚金刑既然同样是刑罚，就不存在赎的问题；其次二者的互换形式是有条件的，并不是无限制地可以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
2、对法定罚金数额有明确下限的，如果被判刑人具有依法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这种情节不仅适用于主刑，而且同样可以适用于罚金刑。例如，依照我国刑法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8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而我国劳动法规定，公民只有满16周岁才可以就业，只有少数行业可招收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因此，未成年人一般没有经济收入和个人财产缴纳罚金，如果以其监护人的财产缴纳罚金，又有悖于罪责自负的刑法基本原则。因此，在法律没有对此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只能依据未成年这一法定从宽情节，在法定罚金数额下限以下确定应处的罚金数额。而且，对主刑与对罚金刑从宽的幅度可以不必强求一致，即可以对主刑作从轻处罚，而对罚金刑则作减轻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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