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改造的思考/宋绍青(4)
2、再审之诉原则。长期以来民诉法对于当事人引发再审程序的权利予以轻视，致使当事人原来受宪法所保护的申诉权在程序法中却未能明确加以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亦得不到应有的对待。当事人将其难以引发再审程序的怨恨集中与法院，并积极主张检察院以及人大代表甚至党政领导对法院施加个案监督，法院审判工作面临从未有过的被动局面。为此，应将当事人的申诉或者说申请再审的权利，按照诉权的模式重新定位，在即将完善的再审制度中，合理设计当事人提请再审之诉的形式与实质要件，规范法院按正当程序管辖，受理并审理再审之诉是否成立，因而决定案件是否重新审理的规则，同时明确提请再审之诉的当事人预交诉讼费用并承担败诉风险的义务与责任。总之，以当事人的再审之诉原则为指导，不仅可以扭转法院审判工作由于再审程序所带来的被动局面，而且切实维护当事人本应享有的申诉权。
3、再审回避原则。再审程序最为特殊之处，是其仅为针对既判效力案件而事后适用的复核审理程序，案件既判效力的存在是再审程序适用的前提。[8] 正因如此，适用再审程序所面对的，除了原案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关系外，还存在原裁判终审法院及法官与再审法院及法官之间的冲突与对抗关系。这种双重矛盾关系的存在，决定了再审程序的适用必须与原裁判终审法官乃至终审法院相回避，以保证再审程序适用前提的公正，而这也是任何人，任何机构面临与自己有可能发生利益冲突的案件应当回避的司法价值理念的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再审之诉是否成立的审查工作，也不应当由先行申诉立案的部门继续担负，自立自审同样与现行司法改革立审分立的目标发生冲突。现行申诉与再审案件立审分立机制之所以总是难以划清界限，究其根源，在于将再审程序狭隘地理解为重新审理或重新审判的程序，因而将再审程序中最为主要的发动再审之诉亦即现行的复查程序不视为正当的再审程序，这与再审程序意在回应当事人申诉愿望而并非当然引发案件重新审判的根本价值理念是相违背的。因此，再审回避原则，亦必然要求再审案件的立审分立，但分立的界限与标准，必须将再审发动之诉是否成立的审查亦即现行的复查程序视为正当的审理程序，并按正当的程序规范之，这是以正当程序保障当事人再审诉权的法律要求。
四、重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建议
（一）重构再审程序的发动方式
我国现行民诉法规定了三种发动再审的途径：法院、检察院启动再审程序，当事人申请再审。在发动再审的三种主体中，法院和检察院享有充分的发动再审的权利，且均没有时间的限制，这使得再审程序的规定过于原则，再审程序的发动就有了很大的随意性，并因此而成为滋生司法腐败的一块土壤。[9] 鉴于此，重构再审程序不得不重视再审程序的发动主体及相互之间的关系，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发动再审程序的主体中，法定机关特别是法院应处于主导地位，而检察院处于一种附属地位，当事人申请再审与申诉并无大的区别。这种观念和做法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表现为强调国家对民事法律的干预，忽视当事人的诉权与处分权，在法院系统是一种占主流地位的观点，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法院实际上也正是这样做的。第二种观点是章武生先生过去提出的发动再审应以当事人申请再审为主，以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提起再审为辅，且它们之间在发动再审上应有所分工。当事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自由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和诉讼权利是民诉法一个重要原则，当事人这种处分只要不违反法律，不损害国家、集体和他人合法民事权益，即使裁判有错误，当事人不申请再审，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也不应主动干预。[10]（P364）通过现行法颁行的司法实践来看，保留法院发动再审权弊端很大，因没有相应的制约措施，很容易被滥用，这种观点日益受到学术界的批评。于是景汉朝、卢子娟等提出了要废除法院、检察院发动再审的权利的第三种观点。他们认为，现行民事审判监督程序途径过多且不合理，法院自身监督和人民检察院抗诉监督没有必要。[11] 第四种观点是李浩先生提出的取消法院依职权发动再审，完善检察机关的抗诉监督，建立再审之诉。[12] 其允许检察机关对一般民事案件仍享有抗诉权的主张值得商榷。因为这会导致许多案件通过检察院又移向法院，影响裁判的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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