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侦查阶段对犯罪嫌疑人权利的保障/耿春雨(2)
二、我国侦查权控制方式存在的缺陷及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存在的问题
以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看，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对于充分发挥公、检、法三机关的职能，揭露、证实和惩罚犯罪确实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由于其严重背离诉讼规律的客观要求，其缺陷和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
㈠检察监督的缺陷：首先，检察机关所具有的这种法律监督地位，尽管在确保公安机关遵守诉讼程序方面，能发挥一定的作用，但由于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刑事司法体制的设计，在刑事诉讼中，公检都行使控诉职能，均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着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往往在监督公安机关时“心太软”，对公安机关逮捕权的制约也常常流于形式。而且，检察机关在我国宪政体制以及在刑事诉讼中该不该定位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无论以诉讼理论上，还是以法治国家制度构建上，都不无问题。其次，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相当有限，也缺乏相应的保障措施，致使监督常常流于形式。例如，检察机关发现公安机关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行为的，只能以提建议的方式促使其纠正，假如公安机关置之不理，检察机关通常也别无良法。尽管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对于公安机关通过一定手段所获得的非法证据，可以拒绝作为控诉犯罪的证据，但由于“配合原则”的要求以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很少使用这种手段。而且，检察机关审查批捕和审查起诉的大量工作都是书面审查侦查机关报送的材料，而侦查活动违法的情况很难想象能够反映在案卷中。即使犯罪嫌疑人等向检察机关反映警察在侦查活动中有刑讯逼供、骗供、诱供等违法行为，如无明显证据证明，检察机关也不会轻易相信。即使相信，查证事实也很困难。最后，检察机关对于自行侦查的案件，可以动用任何强制措施，这使得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的监督事实上成为空谈。
㈡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方式在实践中的弊端：由于我国侦查权的司法控制极其薄弱，现行的以检察监督为主的侦查控制模式又存在着内在的缺陷，致使侦查实践中出现了不少问题。“整个侦查程序基本上由公安机关一家进行暗箱操作，不仅违法行为层出不穷，司法不公现象普遍存在，加上各种法外因素的干扰，侦查权已成为一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法外特权”〔3〕这必然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从而致使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的保障。具体表现在：第一，律师在侦查中的刑事辩护活动因受种种限制而困难重重－－律师接受委托难、公见难、公见时了解案情难、调查取证难、合法权益受到保障难。第二，侦查讯问中刑讯逼供现象突出－－侦查机关刑讯逼供导致冤假错案，甚至致人死伤的报导不时见诸于报端。第三，侦查羁押期限普遍较长，而且超期羁押最长可达37日，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一般最长可达7个月。此外，超期羁押（包括刑事拘留、逮捕后移送前、补充侦查中的超期羁押）也普遍存在。第四，犯罪嫌疑人不享有沉默权，刑诉法第93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第五，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尚未确立。非法证据的内涵、范围、排除非法证据的基本原则等均无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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