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黄奕新

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黄奕新
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

黄奕新

宪法变迁是宪法学研究的一个现代话语。改革开放以来，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的种种不规范现象，引导着我们对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冲突关系进行认真地思考。
一、从“良性违宪”到“惯性修宪”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不少所谓“良性违宪”的事件，按照学者的列举，如1978年宪法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只能“解释宪法和法律，制定法令”，没有制定法律的权力，但由于改革开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1979年至1982年间共制定了11个法律。又如1988年以前，深圳等经济特区突破1982年宪法关于土地不得买卖、出租的规定，将土地使用权出租。再如1982年宪法规定“实行计划经济”，然自1992年以来、在1993年修宪前，国家领导人就已多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经济体制”。该学者认为，上述违宪事件，虽然违背了当时的宪法条文，但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可称之为“良性违宪” 。这种“良性违宪”论虽然也强调对违宪事件进行有条件的限制，但基本上是倾向于通过确认“良性”这样一种强烈的价值判断，率直地为改革开放实践对宪法规范的冲击进行辩护。
显然，在坚持改革开放与维护宪法秩序之间，存在着难以绕开的矛盾。成文法的局限性，在此表露无遗。第一，成文法的保守性与社会生活的发展性相矛盾。法律具有保守主义倾向，这根源于法律的性质，因为一个规则体系不会天天发生变化，而社会在变化，其典型特点是比法律的变化快，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法律往往遭到破坏，为不连续的、有时是突然性的调整留下余地。在法律体系中，宪法由于其制定和修改的程序最为严格，因而稳定性也最强，与之相应地，其滞后性也最为突出，最容易“成为进步和变化的桎梏”。第二，成文法的僵硬性与社会生活的灵活性相矛盾。法律规则总是表现为适用于一般情况而不是每一个个别情况。而社会生活总是具体的、千变万化的。指望制定一个放之四海皆准的“帝王规则”，来调整一切社会生活，是不现实的。第三，成文法的控制性与社会生活的越轨性相矛盾。法律对社会是通过控制而形成秩序的，但如果法律秩序对社会生活的控制过严、过硬，那么某些有益的补充和经验的形成就可能被窒息了。某些“越轨行为”具有合理性，因为它可能是社会群体中部分人的最先觉醒，并可能最终带来整个社会体制的必然性变化。企图用法律对社会实行天罗地网式地严密控制，不仅不可能，而且可能导致管理过头、统得过死的结局。
正是基于成文法的局限性，“良性违宪”论者认为，“良性违宪”是社会变革所必需的，也是法律进步不可或缺的“序曲”。但是，这一论说与公认的宪政精神不相符合，其一经提出，便引发了激烈的争论，进而受到尖锐的批评。学者们认为，“良性违宪”也是违宪，甚至比“恶性违宪”更为可怕，因为它可能助长那种无视宪法权威的倾向。其中，韩大元教授的言论更蕴含着强烈的问题意识，他指出，“我国宪政历史的主要教训是轻视规范意识，片面地强调社会政治的必要性，在有意或无意之中形成了轻视宪政的潜在意识，习惯于规范让位于现实。 ”在我们现在看来，“良性违宪”论本质上是人治观对宪政潜意识地排斥。其把抽象的政治标准凌驾于宪法制度之上，必然否定宪法的普遍效力，破坏宪政提供的可预测性功能，最终将重蹈“法律虚无主义”的覆辙。值得庆幸的是，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这一悖论已最终被摒弃，宪法的至高权威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挑战的，而即使实践中还不可避免的一些违宪行为，也不再公然地“抬头”宣称自己“良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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