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宪法变迁制度/黄奕新(2)
但是，在中国规范宪法诞生之前，我们的宪政实践仍然受到“非规范行为”或“超规范行为”的冲击，这就是所谓“惯性修宪” 。姑且从1982年现行宪法颁布实施算起，在短短的22年内，我国进行四次修宪(几乎每五年一次)，形成31条修正案，并存在着许多对修正案的修正。对这些修正案做些梳理，就会发现一些可以被称为观念性的修宪占很大比例，并一直延续到今天。如加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等。加入“依法治国”，在有学者看来也只是一个观念性的变化，而没有更具体的制度变迁。有些修宪原是制度性的，但对其的再修正又成了观念性。比如1988年修宪，作为对社会主义经济转型的回应，规定社会主义私有经济和个体经济对公有制是一种“必要补充”，这可以视为制度性修宪，因为它实际上承认个私经济的合法性，但是1999年修宪，将这个“必要补充”改为“重要组成部分”，则是地道的观念性修宪。一个例外是，在主席这个职位上增加了“进行国事活动”这项职能，为主席参加国事活动，增加了合宪性的规定。但显然，这一难得的制度性修宪，并没有引起社会、官方乃至学者的兴趣。相比之下，在四轮马车时代起草的美国宪法，在二百多年里，只作了十五次共二十四次修改。其宪法文本虽然变动甚少，但政治制度却随着不同时代，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例如，联邦政府从十八世纪末的“守夜人”角色转变为今天对社会事务无所不管的福利政府。可见，美国宪法的成长方式中，修宪是较少采用的，只在不得已时才动用 。
如前所述，实在宪法规范的修改，一方面固然可以说，这是执政者注意到社会变革的合宪性要求，矫正以往“良性违宪”行为。在此意义上，我们为改革开放欢呼鼓掌，看到修宪的进步性。但是，制宪权本质上仍是主权者的权力。一味地适就于社会变革，如此频繁的、甚至可以说是随意的修改宪法，主权者的权力则难以保障，宪法的秩序则难以维护，规范宪法意义上的中国宪法则难以最终形成。而依法治国的核心内涵就是实现宪法政治，而成熟的宪法政治又需要一个稳定的宪法秩序，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本来就缺少悠久的宪政传统的国家里，维护宪法的稳定性，确立宪法的权威，的确是实现宪法政治、实现依法治国的最起码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我们有理由要求加快社会变革步伐的同时，保持宪法的相对稳定性，避免频繁的修宪。而要避免宪法的频繁修改，又要使其不断适应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运用法律的智慧，在技术上创设一套合乎中国实情的宪法变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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