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困惑/周倍良(10)
我们处在一个社会转型与文化重建的时代，尤其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们的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处于现代化进程下的中国，朝法治——这个大方向迈进的趋势不可阻挡。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在目前中国国情下，法治出现的一些难题、悖论。本文所试图揭示的这些悖论，远不是全部，却是事实和眼下的困难。从这个角度看，中国现代化背景下的法治将充满复杂性、艰巨性、特殊性以及与此相伴的长期性。“尽管中国的现代法治建设是一个艰巨的事业，然而，我个人认为，中国现代法治形成的一些基本条件也许已经具备。这就是，经过中国人民的百年艰难奋斗，中国的社会转型就总体来说已经基本完成。”[19]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而又充满希望的时代，国家锐意推进法治建设，高举“依法治国”大旗，人民真心期盼民主、法治，高扬自我权利意识。所有这些，在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因此我们有权利，也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或许有人会说我乐观了点。对此我并不予以全面的反对，因为我知道中国法治确实将是条坎坷而艰难的路（这在前面我已经说过）。因此，对前景保持适当的怀疑是必要的，它总比盲目的自信要好的多。但我也并不准备否认我的观点，因为我是有理由的。在前面，我已经论述法律是一种运用规则和使人类行为受到规则统制的事业，它包括国家立法产生的制定法，也涵盖大量的社会自身的习惯、规则。前者的作用勿庸置疑，对于后者，还有不少人存在误解。他们总认为“外国的月亮圆”，对于这个“后娘的崽”抱以轻视与不信任，但他们殊不知自己就生活在活生生的习惯、民俗世界里（人们会在正式法律之外创造很多解决纠纷的手段，如协商、调解、自助、疏远甚至威胁等）。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的法治能否走一条利用本土资源，立于传统而又超越传统与现代化相适应的路呢？对此，我们是持肯定回答的。对此很多有先见的学者们作了许许多多深刻而详细的论述，在此我不再敷衍。[20]最后我想用埃利克森的话作为对这个问题的结语，“法律制定者如果对那些会促成非正式合作的社会条件缺乏眼力（unappreciative），他们就可能造就一个法律更多但秩序更少的世界”。
再次，实践证明主要依靠国家强制力建立的“法治”和秩序都将是不稳固的。我们的政府和民众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越来越多的立法听证会、民意调查。如同19世纪以来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失败一样，立法唯理主义、法律工具主义在眼下中国也越来越失去其市场，立法更加科学、合理（虽然仍存在以数量等同于法治的情形，但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在这一点上都更加理性，这是不得不承认的）。
总共13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上一页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