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困惑/周倍良(9)
中国的现代化开始于国家、“民族”的危难之秋，以致于“富国强兵”、“救亡图存”成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主要驱动力。这种特殊的历史经验赋予国家一种独一无二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使命，即国家不仅要缔造和保全“民族”，而且要改造落后的社会。由此便产生了所谓的“规划的社会变迁”。我们看到，这种规划的社会变迁模式在六十和七十年代发展到了极致。与规划的社会变迁相伴随的，是一个国家权力不断向基层社会渗入的过程、一个社会的中间阶层和组织日渐削弱、减少乃至消失的过程，这个过程的顶点则是社会为国家所吞噬，以致于在个人与国家之间没有任何中介。而当这种局面出现之时，法律也就变得多余了，政治上操纵的运动代替了日常规程，行政命令取代了法律规章。这时，国家固然可以被视为个人自由唯一可依赖的保护人，但同时国家也是个人自由最大的威胁。
现代国家下，由于国家在政治、经济甚至是道德上占有绝对的优势，又由于社会主义特有组织和思想的控制，使得个人完全生活在国家之下，直接接触的是国家的法律。原有的民间社会规范、秩序瓦解，个人生活在法律保障的自由下，但实质并不“自由”。一方面，现代国家确立了一种对社会的全面控制，从政治到经济，从文化到思想等各方面，其政权“一竿子插到底”，扩散到乡镇一级，直接涉及个人。另一方面，个人不仅失去了中间保护屏障——社会，而且被完完全全地抛到了国家的控制之下，他们既情非得以又不得不主动依靠国家机器来实现个人自由和保障。他们难逃“国家悖论”所造成的困境。
因此，在面对一项社会问题时，处于优势的国家依然习惯于不受法律限制地干涉社会和个人事务。前面的材料就能反映这个问题，如在烟花爆竹是禁止还是燃放的问题上，国家（立法）仅仅从自身的角度出发（减少不稳定因素、维护社会安定），而武断地起草立法对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民俗传统予以禁止。而在这一过程中，与国家相对的个人基本上是处于沉默状态，不仅因为无力，也因为无能。因为它失去社会这个昔日的中间屏障。习惯（规则）作为某个群体、民族的特有符号，成为他们维系相互关系的纽带和共同的文化基础。在这个时候，因为社会之死，而变得孤弱无助。社会的势微，不仅导致国家的失控，而且祸及个人，这便是所谓的“唇亡齿寒”效应。于是在民俗、传统一个个沦陷之时，我们只能看到国家的“肆虐”，个人的无助。因为国家的强大，也因为社会的萎缩。
四 法治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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